清晨五點二十三分，天還沒亮。城市裡霧濛濛的，樓和樓之間灰灰的。吳萬勳已經坐在租來的小辦公室裡了。他面前是一臺舊筆記型電腦，螢幕亮著，發出白光。屋裡沒開燈，只有這點光照著他。他的臉一半亮一半暗，眼下有黑眼圈。
窗外傳來環衛車的聲音，輪胎壓在溼漉漉的路上，沙沙響。遠處高架橋上，第一班地鐵過去了，鐵軌震動，窗框也跟著晃了一下。屋裡很安靜，能聽見電腦風扇轉動的聲音，還有他呼吸時的一點雜音。
他只睡了不到兩個小時。夢裡全是人，一個接一個站他面前遞稿子。沒人說話，只是開啟本子，一頁頁翻給他看。字跡亂七八糟，紙張發黃，邊角都捲了。有人用鉛筆寫，有人拿圓珠筆反覆描。他們不哭也不笑，眼神平靜，但又特別堅持。他想走，動不了，只能一頁頁看，直到驚醒。醒來時額頭出汗，手不由自主摸了摸帆布包上的銅書籤——還在。那是他在舊書店買的圖書館藏書籤，邊緣磨得發亮，上面刻著一行小字：“此書為公有，閱後歸還。”
他起床洗了把臉，水很涼，太陽穴一跳一跳地疼。鏡子裡的人眼睛佈滿血絲，下巴冒出胡茬。他換了件乾淨襯衫，釦子扣到最上面，背上包就出門了。清晨的風吹進衣領，他縮了縮脖子，腳步沒停。他知道今天不能停。
昨晚最後一份材料看完時是凌晨一點十七分。一共兩千一百八十七份，他一份都沒落下。每一篇都看了，哪怕錯字多、句子不通，他也耐心讀完。他知道這些人不容易。有的在醫院走廊寫，旁邊掛著輸液瓶；有的在工地蹲著寫，借安全帽上的燈打字；還有的在照顧病人時用手機語音轉文字，中間夾著咳嗽和孩子哭。他們不是為了出名，也不是為了賺錢，就是不想讓心裡的話爛掉。
現在，他要開始篩了。
這不是感動的事，是工作，得一件件做。基金備案透過才七天，錢到賬了，賬號開了，後臺系統是他和朋友連夜搭的，功能簡單但夠用：上傳材料、分類、標記狀態、生成名單。他沒請大團隊，只有兩個志願者幫忙。一個是剛畢業的女生，一個是退休語文老師，都不拿工資。他們說：“你做的事值得。”
他開啟資料庫，把所有申請按地區、年齡、職業、作品型別分好類。四川最多，一千三百多份；其次是河南、甘肅、雲南。年紀最大的七十八歲，是個退休郵差，寫了半輩子民間故事；最小的十九歲，貴州山區的孩子，初中輟學，在電子廠打工，偷偷寫幻想小說。農民佔四成，工人三成，其餘是護工、快遞員、小店主、殘障人士、單親媽媽。作品五花八門，有手抄稿拍照上傳的，紙皺巴巴，沾著油漬；有用錄音整理的文字，錯很多，他還是一個個校對；還有家人代錄的影片，畫面晃，背景鍋碗瓢盆叮噹響。
他先把不符合條件的去掉。比如只想炒作的，寫幾句口號就說自己是“民間詩人”；或者明顯抄襲的，連標題都沒改；還有精神狀態不好、內容混亂看不懂的，通篇胡言亂語。這類大概一成，他沒刪，單獨建了個資料夾，備註“需關注”，打算以後聯絡專業機構幫忙。他曾見過一個人連續三天發來不同版本的“遺書式創作”，語氣絕望。他託心理援助打了電話，對方後來回信說：“謝謝，我沒想到真的有人會看。”
剩下的兩千零二十份，他開始打標籤。
“持續創作意願”最難判斷。有些人只交了一篇短文，說“這是我第一次寫”，這不算。他要的是那種堅持寫了好幾年的人——哪怕沒人看，哪怕被家人罵，也一直寫著。他在信裡找線索：“我斷斷續續寫了八年”“每天午休寫五百字”“孩子睡了我才敢動筆”。這些話讓他停下來多看幾遍。有個叫李廣才的煤礦電工，在信末寫道：“我不懂文學，但我記得那些死在井下的兄弟的臉。只要我還活著，就得把他們的名字寫下來。”吳萬勳盯著這句話看了足足五分鐘，鄭重地點了“保留”。
“基本表達能力”好判斷些。不需要文筆多好，但得能把一件事講清楚，有開頭結尾，句子連得上。他見過太多人想表達卻不會組織語言，寫了幾百字全是情緒，沒有具體內容。這種他標出來，列入“寫作輔導優先物件”。有個聾啞青年的母親代筆寫道：“我兒子用手語講故事，我能記下的只有三成，但我看得出，他是真的在‘說’。”吳萬勳看到這裡，特意在這份材料上加了顆紅星。
“生活處境困難”這條他看得最細。有人每月收入不到兩千，在城中村租房，白天送外賣，晚上寫小說；有人是單親媽媽，帶孩子住孃家，靠親戚接濟；還有人身患慢性病，長期臥床，寫作是唯一能做的事。他把這些人的材料放進一個新資料夾，起名叫“首批重點”。命名時他猶豫了一下，本來想寫“優先資助”，覺得太正式，最後改成這個——像是一種確認，不是施捨。
做完這些，已經是上午十一點。
他喝了半杯涼水，吃了半塊餅乾。胃脹，吃不下。眼睛乾澀，眨一下都費勁。他站起來走了兩圈，活動肩頸，又坐下。窗外陽光終於照進來，在桌上投下一道斜光。他伸手碰了碰那束光，指尖有點熱。
下午兩點，志願者小陳來了。她是中文系畢業的，做事利落，說話清楚。吳萬勳把篩選標準告訴她，兩人分工，她負責複核他標記過的材料，防止漏掉或誤判。他們約定，每份進入“首批重點”的申請，必須兩人一起確認才能進下一輪。
小陳一邊看一邊念：“內蒙古赤峰，張建軍，四十六歲，煤礦下崗工人，附作品《井口》……寫礦難後家屬等訊息的那三天，細節很實。”她抬頭，“這個可以。”
吳萬勳點頭，在表格裡打鉤。他記得這篇，文字粗糙，但真實。有一段寫女人抱著丈夫的工作服聞味道，說“上面還有煤灰味，還有他的汗味，還有那天早上我煎雞蛋的味道”，他看到這兒，喉嚨一緊。
“福建寧德，林秀英，五十一歲，漁婦，附散文《潮退時》，寫她丈夫出海失蹤後，每年去海邊撿瓶子，說不定哪天會漂回個信。”小陳聲音低了些，“她說她寫了十年日記，這次只選了三篇交上來。”
“留下。”他說。
“新疆伊犁，阿依古麗，三十九歲，維吾爾族，小學老師，用漢語寫詩，主題是邊疆孩子的童年。她說學校沒有圖書館，學生沒見過課外書，她寫這些是想讓他們知道，文字能飛出去。”
“加上。”
他們一直看到傍晚六點。共選出三十七人，符合三項標準。平均年齡四十四歲，最小的二十一歲，是個聾啞青年，用手語影片提交創作計劃，翻譯後得知他想寫一部關於無聲世界的長篇小說。吳萬勳把他的材料放在最上面。
名單確定後，他們準備通知。
補助金三千元，分兩期發，首期兩千，三個月後提交進展報告再發一千。同時配一名志願導師，基金會安排，每月至少一次線上交流，幫修改作品、解答問題。所有資訊寫進郵件，語氣平實，不說套話。
“別寫‘祝賀您入選’。”吳萬勳說，“他們不是中獎，是終於被看見了。就寫‘我們收到了您的申請，認真閱讀了您的文字，決定為您提供支援’。”
小陳照做了。
晚上八點，第一批通知郵件全部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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