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在工廠的二樓，是父親生前最後幾年待得最多的地方。
從靈堂到工廠的路並不長，開車大約一刻鐘。雨刷在擋風玻璃上左右搖擺，發出有節奏的摩擦聲。車窗外的街道被暴雨沖刷得幾乎看不清路牌，只有偶爾掠過的一兩盞昏黃街燈在雨幕中暈開一團朦朧的光。
李家港坐在福伯那輛老豐田的副駕駛座上，額頭靠著冰涼的車窗玻璃。兩種記憶還在他腦子裡持續碰撞，但最劇烈的階段已經過去了。此刻更像是一場地震後的餘波——前世的記憶和今生的記憶不再互相撕扯，而是像兩條河流匯到了一起，雖然水流還在打旋，但河床已經成形。他記得2023年的事，也記得1978年的事。兩套記憶同時存在，互不覆蓋，像一本書同時印著兩種語言的對照文字。這種感覺很奇怪——他既能用前世工程師的理性去分析眼前的一切，又能用這一世兒子的情感去感受這些賬本和舊檔案上殘留的親人的氣息。
工廠在九龍塘一條不起眼的橫街盡頭，是一棟兩層的舊式工業樓，外牆上貼著米黃色瓷磚，年深日久已經泛出灰斑。鐵門上那塊“李家電器廠”的招牌還在，紅色的繁體字被雨水沖刷了無數遍，漆面已經有些斑駁。福伯把車停在門口，從遮陽板上摸出一把舊鑰匙，下車開鐵門。鐵門的門軸發出刺耳的摩擦聲——鏽住了。福伯用力推了兩下才推開一條縫，側身擠進去，從裡面把門完全拉開。
李家港推開車門，踏入工廠天井鋪著的麻石地磚。雨勢稍歇，但門簷上積壓的雨水還在往下墜落，砸在他肩膀上。他在雨中站了片刻，抬頭看了看那面招牌，然後越過門檻，跟著福伯進了車間，上二樓。
推開書房門的時候，一股黴味混著舊書紙的乾燥氣息撲面而來。窗簾拉著，只留了一條縫，月光從那條縫裡漏進來，在地板上切出一道銀亮的細線，那道光恰好落在書桌旁的廢紙簍邊沿。他沒有立刻開燈，藉著從車間天窗透進來的月光掃視了一圈——書桌靠窗，上面堆著幾摞資料夾和一個落滿灰塵的檯曆，桌角擺著一隻老式筆筒，筆筒裡插著幾支鉛筆和一把已經生鏽的美工刀。書架佔滿了整面牆，塞滿了技術手冊和行業期刊，有幾格塞不下了，書脊歪歪扭扭地疊了兩層。牆角立著一箇舊鐵櫃，櫃門虛掩著，櫃門上貼著一張發黃的廠房平面圖。
他走到書桌前，把檯曆拿起來。檯曆翻到1978年6月那一頁，日期停在15號。這一頁上用鉛筆寫著幾個字：“交耀華貨。500臺。電晶體收音機。櫃號：HKG-0782-16。”字跡很潦草，但筆畫有力，是父親的習慣——父親寫字時握筆很用力，每一筆都像刻在木頭上似的，紙的背面都能摸到凹痕。耀華——他從這一世的記憶裡搜尋這個名字，是一家老牌貿易公司，做出口轉口生意的，從五六十年代就開始從香港採購收音機銷往東南亞。父親和耀華的老闆做了十幾年生意，是廠裡最穩定的老客戶之一。這張訂單的交貨日期是6月20日。父親6月19日在貨櫃碼頭遇難。
訂單隻差一天就完成了。這批貨如果按時發出去，回款至少能撐三個月的運轉，銀行那邊的抵押貸款也能談展期。可就差這一天。
他把檯曆放下，轉身開啟鐵櫃。鐵櫃的合頁缺了油，拉開時發出一聲尖銳的金屬摩擦聲。櫃子裡整齊碼放著工廠的檔案——營業執照正副本裝在透明塑膠袋裡，土地使用證是一張泛黃的大開本硬紙，上面蓋著港英政府的紅色大印，機器裝置的原始購貨單據按購入日期分冊裝訂，歷年的納稅記錄用鐵夾子夾成厚厚一沓，每年一沓，從1956年一直排到1977年。他一份一份翻過去，每一頁紙都在告訴他同一件事：李家電器廠曾經是一個運轉正常、信譽良好的中型電子製造企業。在父親掌舵的十幾年裡，工廠最好的時候有三條生產線同時開工，工人超過百人，年銷售額排進全港收音機制造商前三。1968年到1973年是黃金期，廠裡每年春節給工人發的年貨能鋪滿一整張會議桌。
轉折點出現在1976年。那一年日本索尼公司推出了新一代電晶體收音機，體積更小、功耗更低、外觀更時尚，價格卻只有香港同類產品的三分之二。緊接著松下、三洋也跟著降價，整個東南亞市場被日本貨衝得七零八落。李家的老客戶開始流失，訂單量逐年下滑——1975年全年訂單還有將近九千臺，1976年掉到五千，1977年只剩不到三千。父親嘗試過轉型，把利潤投入研發，試圖做出自己的積體電路收音機，為此還專門從日本請了一個退休工程師來廠裡做了三個月顧問。但研發需要時間，而市場不等人。到了1978年初，工廠已經連續虧損了六個季度。銀行開始收緊授信額度，原料商從月結改成了現金結付，連運輸公司都要求先付運費再派車。
即使這樣，父親還是不認輸。他賣掉了最後一條生產線——那條1970年從西德進口的全自動外掛線，當時是全港第三條同型號裝置，花了他將近兩年的利潤。賣給了觀塘一家做電子錶的廠，價錢被壓得很低，但總算湊了一筆現金。他用這筆錢接下了耀華那批五百臺收音機的訂單——這是最後一搏。如果這批貨按時交付，工廠至少能回籠資金，撐過最難的這幾個月，等新的積體電路設計方案走完打樣流程，也許還有翻盤的機會。
然後起重架斷了。
李家港把檔案放回鐵櫃，關好櫃門。手掌按在櫃門上，那一聲悶響被壓進掌紋。他在走廊盡頭的水龍頭邊接了一捧涼水衝了把臉，把前世今生的所有雜念暫時按下去，然後推開書房的窗戶。暴雨後的空氣湧入書房，帶著一股混合著泥土、鐵鏽和海水鹹腥的氣息。潮溼溫熱的夜風吹得桌上那些舊報紙嘩嘩作響。遠處的九龍灣在月光下泛著暗淡的波光，有幾艘貨船的輪廓在遠處緩緩移動，桅杆上的訊號燈一閃一閃，汽笛聲隔著水面傳來，沉悶而悠長。
在2023年的那個世界裡，他見過比這大得多的海港——上海洋山港的自動化碼頭、深圳鹽田港的無人集卡——操作過比收音機複雜千萬倍的智慧製造系統。完整的工業知識體系，在這個年代就像一把萬能鑰匙。但現在他站在這裡，那些知識像工具箱裡最精密的一把螺絲刀，而面前等著他擰的這些螺絲，每一顆都鏽得快擰不開了。從何著手，這個問題本身比任何技術難題都更讓他感到沉重。
他重新坐回書桌前，從抽屜裡拿出從樓下帶上來的那個資料夾——裡面是福伯整理的債務清單。紙張是會計常用的綠色橫格紙，字跡是福伯用鉛筆寫的，歪歪扭扭，但每一筆都標了日期、金額和債權人。最大的三筆分別欠滙豐銀行——三十八萬，裝置抵押貸款；欠合興隆原料行——十六萬五千元，主要是電晶體和電容的貨款，已經逾期三次；欠聯發運輸公司——五萬兩千元，包括過去半年所有的陸路運輸和碼頭櫃位費。這三筆加起來將近六十萬，佔債務總額的七成。剩下的二十幾萬是零零散散的——橡膠腳墊廠、包裝盒印刷廠、漆包線供應商、還有幾個按月結算的水電電話賬單。
他拿起一支鉛筆，在空白紙上畫了一張債務結構圖。先把有抵押的債務和沒有抵押的債務分成兩欄。銀行那筆三十八萬有裝置做抵押，優先順序最高，如果不還，法院可以依法查封機器。把近期到期和遠期到期的標上不同顏色——紅色是三十天內必須處理的，黃色是六十天，藍色是更長。畫完之後他看了半天，然後把這頁紙翻過去，在反面寫下了唯一一個數字：八十七萬三千四百。他寫得很慢，每個數字的筆鋒都很重，鉛筆尖在紙上壓出了凹痕。寫完他把這頁紙撕下來，摺好，放進口袋裡。這個數字，以後要還。但不是以陳萬金想要的方式。
凌晨兩點，他整理完了所有能找到的財務記錄。結論比他預想的稍好一點——債務高但結構不算惡劣，大部分是中長期債務，短期內真正必須償還的只有銀行那筆抵押貸款的當月利息、幾個已經逾期太久的原料商催款，加起來不到二十萬。而工廠的資產——地皮、廠房、機器裝置、庫存元器件——如果按市場價評估，完全可以覆蓋全部債務。問題是債權人不給他時間。法院的破產清算程式一旦啟動，所有資產都會被強制拍賣，拍賣價往往只有市場價的五六成。那時候，即便賣掉工廠也填不平窟窿，而工廠一倒，工人失業、客戶流失、李家三代人的基業就徹底沒了。而陳萬金出三十萬買地皮，就是想趕在拍賣前趁火打劫。
釜底抽薪。先讓李家陷入流動性危機，然後在法院拍賣前用低價把地皮拿走，等過兩年地鐵沿線物業升值再轉手或者自己開發。典型的禿鷲打法。
他把最後一本賬本合上，揉了揉眉心。紙上留下的不是一個商業計劃，只是幾個零碎的判斷：訂單要恢復，供應商要穩住，法院那邊要爭取時間。如果還有一線生機，就在倉庫裡那批沒來得及發出去的收音機上。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的九龍灣在低垂的雲層下沉默地鋪展著，幾艘貨輪在深水航道里緩緩移動，桅燈在夜幕中明明滅滅，他不知道月亮是什麼時候轉到了樓後面，只看見鐵櫃上那道光斑已經移到了那本賬簿的封面，把“債務”兩個字照得比周圍的字更白了幾分。
樓梯口傳來一陣細碎的腳步聲，緊接著是搪瓷缸擱在桌面上的輕響。福伯把熱茶放在他肘邊，缸沿磕碰的舊痕在燈下泛著釉光，茶湯濃得發黑，是那種泡了一整天的老茶。老人在門邊站了片刻，看著這個從靈堂裡站起來的年輕人把債務清單翻到最後一頁，終於轉身把走廊裡那扇嘎吱作響的木窗拉緊。窗縫裡灌進來的夜風一下子斷了，桌上那些舊報紙停止了翕動，書房安靜得只剩下遠處傳來的貨輪汽笛聲，低沉而悠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