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們陸續走進車間的時候，李家港已經在倉庫最深處蹲了快一個小時。
他沒讓人跟著。不是不需要幫手，是在見所有人之前，他得先自己摸清家底——到底有多少東西還能用，多少東西只能報廢，多少東西被遺忘在角落裡，連福伯都不記得了。車間外面的腳步聲和交談聲隔著倉庫的鐵門隱隱傳來，偶爾有人拉高嗓門問一句“少爺呢”，然後被福伯壓低了聲音攔住。他聽見福伯說了句“在裡面，別吵他”，然後腳步聲就散開了。
他面前是四隻發潮的紙箱，堆在貨架最底層，旁邊是幾臺報廢的注塑機模具和一整捲髮黴的帆布。紙箱上的標籤已經看不清了，雨水打溼過好幾次，墨跡洇成一團團模糊的灰藍色。但從灰塵的厚度來看，它們至少被遺忘了五六年。最外面的紙箱底部已經有輕微的塌陷，紙板受潮之後又幹了，變得像風乾的樹皮一樣脆硬。
他把最上面那隻紙箱開啟。裡面是一堆用舊報紙包著的東西，報紙已經發黃變脆，稍微一碰就碎成幾片。他把碎報紙撥開，露出來的東西讓他停住了手。
收音機旋鈕。
不是父親後期用的那種廉價塑膠鈕——那種旋鈕是1974年以後為了壓縮成本從臺灣訂的貨，模具粗糙，刻度線上的白漆用幾個月就會剝落。這是更早的產品，在他很小的時候，李家的收音機上用的就是這種。金屬底座，鋁製的，拿在手裡沉甸甸的。膠木外殼，表面磨得光滑溫潤，每個旋鈕的頂部都刻著精細的防滑紋路——不是後來的那種簡單的直線紋，而是一種交叉菱格紋，手指擰上去摩擦力剛好，不滑不澀。他拿起一個對著從高窗洩進來的天光細看，鋁座邊緣還留著車床切削的紋路，每一道都勻稱工整，顯然是手藝極熟的師傅一刀一刀削出來的。
這種旋鈕在七十年代初的香港電子業曾經很流行。那時候香港的收音機廠有五六十家，每家的旋鈕都是自己做的——不是因為日本買不到，是因為自己做的反而更講究。後來日本貨越做越便宜，塑膠旋鈕的成本只有鋁座膠木鈕的三分之一，這種老工藝就慢慢沒有人用了。到1978年，全港還在用這種旋鈕的收音機廠，大概一家都沒有了。
他把旋鈕放回紙箱，心裡記下：這批旋鈕有大概兩百隻，夠第一批產品用的。短期內可以省掉開新旋鈕模具的費用。
第二隻紙箱裡裝的是電路板基板。六十年代的環氧樹脂板，單面覆銅。他把基板翻過來檢查銅箔面，有些邊緣已經開始氧化，銅面上出現了斑斑點點的暗綠色銅鏽。但大部分板面的銅箔還是光滑的，手指摸上去平整如鏡。他拿起來掂了掂，比現在市面上通用的紙基覆銅板重得多——紙基板輕，但電氣效能差，介電常數不穩定，高頻訊號上去衰減得厲害。這批老式環氧板的成本無法跟日本貨競爭，但如果只做短期的應急生產，用來做第一批次產機的電路板，電氣效能足夠撐住。
第三隻紙箱最大，塞滿了各種規格的漆包線。銅絲、銅包鋁、還有幾卷顏色發烏的早期鋁線。他拿起一卷銅絲對著光線看了看線徑，用指甲輕輕颳了一下線皮。鋁線那一卷已經被淘汰很久了——氧化嚴重，表面發烏，幾處線皮剝落的地方能看到白色的鋁鏽粉末。剩下的銅絲有幾卷表面漆皮發脆，指甲一刮就翹起一小片，但最底下那幾盤用油紙裹著的銅線還是好的。他把油紙拆開一角，扯出一截對著高窗的天光看：線徑均勻，漆皮完整，在手指間彎曲的時候柔韌有力，繞中周足夠用。
他把幾盤好銅線搬到一邊。心裡默默算了一下：這些銅線夠繞至少五百隻中周變壓器。如果阿強能把繞線圈的成功率提上來，一隻變壓器對應一臺收音機，五百隻就是五百臺。
第四隻紙箱讓他停住了手。
這隻箱子比前三隻都重，搬的時候鐵皮搭扣刮在貨架角上，發出一聲刺耳的銳響。他開啟箱蓋，裡面是一套完整的收音機模具。外殼模具、旋鈕模具、喇叭罩模具——三副模具，每一副都塗過黃油，雖然油已經幹了，在型腔表面結成一層半透明的蠟狀硬殼，但模具的型腔面上依然覆蓋著一層薄薄的油膜，用手指擦開蠟殼，下面一點鏽都沒有長。顯然在裝箱之前，裝箱的人用了心思。
他把模具翻過來，對著光看了看底座。底板槽的排位乾淨利落，流道和澆口的佈局看起來像是用直尺比著畫出來的，連螺絲孔的避空都留得絲毫不差。這種模具整條街都找不出第二副——不是裝置的問題，是手藝的問題。六十年代沒有數控機床，模具全靠鉗工一手一銼做出來，型腔的精度全靠手上的分寸感。做得好的師傅全香港就那麼幾個，而做出這套模具的師傅，水準不在任何人之下。父親當年花了大價錢請人做這副模具，後來為了騰地方把它塞進倉庫最裡面。塞進去的時候大概沒想到，它還能重見天日。
李家港把模具放回紙箱，站起來。紙箱旁邊靠牆立著一臺被帆布蓋住的機器——不是注塑機，是一臺舊的手動小型車床。他把帆布掀開，三爪卡盤還穩穩地夾著一截未車完的鋁棒，鋁棒截面的車削紋路清晰可見，像一張還沒有畫完的圖紙被永遠停在了最後一筆。他蹲下來看了看車床的銘牌——英國貨，1958年出廠，比他父親還早開始做工。他轉動卡盤，夾爪縮緊又鬆開，動作還算順滑。導軌上的油已經幹了，但鏽跡很淺。
“這臺機器，”他回頭問跟在身後的福伯，“是誰用的？”
福伯蹲下來，把車床底座的鏽跡用抹布擦了一下。抹布是乾的，擦過的地方露出底下的灰色鑄鐵，表面有一層薄薄的老油膜。“阿強。少爺你不知道，阿強剛來廠裡的時候才十六歲。他在技校學的是機械，後來才自學的電子。這臺車床是他最寶貝的傢伙，去年廠裡沒活幹，他每天晚上在這臺車床上削銅件——不是做產品，是做練習件。他說手藝不能生，生疏了再撿起來就難了。”
“他遞辭職信了？”
“遞了。在我這裡，我還沒批。他不敢直接遞給你，早上才塞到我手裡的。”福伯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灰，“這孩子不是不想留。他媽有腎病，每個月要洗兩次血，一次四百，一個月光藥費就八百。他爸跑遠洋的，在印度洋上修柴油機摔傷了腰，現在在碼頭做散工，一天掙不了幾個錢。日本人的廠開三倍工資，他不是想去——是被逼到牆角了。”
李家港沒有說話。他把那隻鋁座旋鈕放回紙箱裡，站起來看著那臺車床。車床旁邊的牆上釘著一塊木板，木板上整整齊齊掛著一排車刀，從粗車刀到精車刀按刃口寬度排列，每一把都磨得鋥亮。木板左下角用鉛筆寫著幾個小字：“用後歸位。阿強。”
他在倉庫裡站了一會兒，聽見車間那頭隱約傳來福伯招呼工人的說話聲、工作鞋踏過水泥地的摩擦聲、有人拖拽鐵凳的尖銳聲響。他從前世的記憶裡翻出類似場景的無數片段——在實驗室裡帶著研究生清理一臺閒置了三年的數控機床，拆開防護罩發現導軌上的油膜還沒幹透，是上一個使用它的工程師封存之前上了一層新油；在自動化產線上翻找舊料架，從最底層拉出一箱被遺忘的高精度伺服電機，銘牌上的出廠日期比研究生年紀還大，但絕緣電阻測出來還是新的。很多東西不是不能用，是被放在了錯誤的時間、錯誤的位置。把這些被遺忘的東西重新放回牌面上——這就是絕境翻盤的第一步。他彎腰把散落在貨架邊緣的兩盒電容器揀回紙箱，拍了拍膝蓋上的灰塵。轉身推開了倉庫的鐵門。車間的日光燈管在他頭頂一陣明滅，福伯召集起來的二十幾張面孔在實驗臺前稀稀落落地排開，有人交頭接耳，有人靠著機器抽菸，後排幾個老師傅還在往門口張望，像是在等他身後還能走出什麼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