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萬金在消防署的人被調走後，李家港沒有鬆懈。他知道僅憑內部關係的瓦解還不足以完全解除威脅——你可以拔掉對方在體制內最得力的一顆螺絲，但只要輿論場上沒有人知道陳萬金對九龍塘製造業做了什麼，他隨時可以找新的經辦人來填上舊位。必須把這件事從暗處的公文鬥法拉到明處，讓上下游的業界都能看清圍獵的套路是什麼。
那天晚上，他在書房裡用鉛筆起了一份草稿。起筆就平鋪直敘，不是起訴書，不是檢舉信，是一封讀者來信。寫給《明報》的。語氣控制在一種不卑不亢的剋制區間——既不像技術報告那樣冰冷，也不像討伐檄文那樣情緒化。他避開任何可能被對方律師團咬住不放的具體人名和公司名，只把矛頭指向一種普遍存在的商業圍獵現象：在工廠最需要現金流的時候，供應鏈突然斷裂；在工廠剛剛站穩腳跟、用新渠道勉強扛住斷供壓力的時候，政府公權力又以一種“合規角度”的姿態切入每一次逐條檢查；而在工廠被供應鏈和行政壓力雙面夾擊、流動資金耗盡之後，一份遠低於市場價的收購方案恰好出現在工廠主的辦公桌上，由一個從來只打交道、從不掛牌的地產中介客客氣氣地遞過來。每一步都不違法，每一步都是合規的。但整套流程走下來，就像一具設計精良的齒輪組，每一齒之間都有人為安排的同步邏輯。落款沒有署名，只寫了“關心香港工業未來的市民”。地址是工廠傳達室，為免被輕易識別寄自何方，收件人寫的是“福伯轉”。
寫完之後他反覆改了好幾稿。第一稿寫得太像工程報告——他把供應鏈斷供的時間序列、行政施壓的公文編號、消防複查和供應商停止排單的併發節奏全部用列表方式做成了矩陣，資料清晰但讀起來沒有任何感情。這樣寫，報紙不敢登，讀者也看不下去。他把第一稿撕掉重寫。第二稿又太不像自己了——刻意模仿坊間評論員的激昂口吻，字裡行間堆著許多“我們強烈敦促”、“必須有組織有責任地揭發”，讀起來像某個行業團體在集會上的公開信。他撕掉了，重新磨墨。第三次用的是他自己在車間裡跟工人們說話時的語氣，不用華麗詞彙，只是把案例講清楚。他把陳萬金對破產工廠常用的四個步驟——斷供、行政施壓、低價收購、透過第二家公司把原廠拖入曠日持久的商業仲裁——全部寫成虛構的“某類現象”，但每一步的細節都精準得足以讓同行一眼就看懂。
信寄出去之前，他先讓福伯和方潔瑛各看了一遍。福伯戴上老花鏡，一句一句地從上讀到下，讀到“行政壓力”那一段時，他用手指在旁邊敲了一下——不是別的，是那種親眼見過消防署的人如何拍下並不存在的隱患照片、然後知道這段話每一個字都站得住腳的老工人，用指節敲下的一個確信。方潔瑛讀到那句“最脆弱的時候總有友善面孔在門口停一輛黑色福特轎車”時停了一下。她抬頭看他。
“那個人的車也是黑色的。”她說的是梁經理。
李家港點頭。他把這一稿謄抄到正式信紙上，信封上不留寄件地址。第二天早上，方潔瑛親自順路把它投進了上海街轉角那隻被漆成墨綠色的鑄鐵郵筒裡。郵筒的投遞口有些窄，信封要側著才能塞進去。她推信的手很穩，信封劃過投遞口內側時發出一聲極輕的摩擦聲，像銅線滑過骨架。
這封信在《明報》刊登出來之後，效果超出了他的預期。編輯部把它放在了“讀者之聲”欄目的頭條位置，還在旁邊加了一段語氣剋制的編者按：“本欄接獲一封對香港工業前景深表關切的讀者來信。其所述雖未指名道姓，但所言及之弊端，已引起相關業界的關注。編者在此暫不對內容真實性作任何評判，但歡迎各界人士就有關現象發表意見。”這段話在法律上沒有任何漏洞，但它出現在頭條加黑框的位置上，這本身就是一種立場。李家港認得這個編輯語氣的分寸感——那是楚夢瑤寫編者按時慣用的節奏。他沒有打電話去問。只是把那期報紙剪下來，疊好，夾在檔案袋裡，放在梁經理上次送來那份消防整改意見書旁邊。
更炸鍋的是第二天。《星島日報》的經濟版緊跟著發了一篇五千字的深度調查，標題非常直接：《地產業與製造業之爭：九龍塘多家工廠倒閉背後有何共性？》。報道里引用了好幾宗近幾年被低價收購的破產工廠案例，案發地全部在九龍塘。每一宗案例的收購方背景雖然沒有明確點名，但讀者只要稍微翻一翻過去兩三年的公司註冊公報，就能找到陳萬金名下那幾家地產投資公司的名字。報道中列舉的時間線，恰好與陳萬金在半年間持續接觸的幾個工廠專案完全重疊——其中一宗的收購合同簽訂時間，就在李家電器廠消防複查被宣佈合格之後沒幾天，原來同時擺在陳萬金檯面上的多個備選項中，只剩下李家這一家還在堅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