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初夏。香港。
沈嘉儀把那份東南亞渠道收購意向書放在李家港桌上的時候，窗外維多利亞港正在落雨。不是暴雨，是那種細密密的、可以連著下一整個禮拜的龍舟水。她把意向書翻到最後一頁，空白報價欄裡依然空著。
“創世紀不收購松芝在東南亞的最後一條渠道。這是你三個月前在東京對松本說的話。但現在松本已經不是松芝社長了。”沈嘉儀的聲音很平，“松芝新任社長是三菱銀行推薦的前副行長。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掛牌出售松芝在東南亞的所有非核心資產——包括那條渠道。”
李家港站在窗前，沒有回頭。
“報價多少。”
“市價。一億兩千萬。比我們三個月前開給松本的一億五千萬低了整整三千萬。”沈嘉儀頓了頓，“他還附了一句話——‘創世紀如果要收，價格可以再談。’”
再談。不是五倍溢價。不是三十天港幣付款。不是松芝投資部長田中在電話裡壓低聲音說“社長辦公室直接下的指示”。是“價格可以再談”。一個被銀行派來收拾殘局的前副行長，在用超市清倉大甩賣的口氣，掛牌出售松本健一花了六年時間一家一家親手建起來的東南亞渠道。他不知道這些渠道是怎麼來的。他只看到資產負債表上的數字，看到董事會要求削減非核心資產的決議，看到三菱銀行催他還錢的傳真。他不知道曼谷的倉庫是松本在雨季泡在積水裡親自驗收的。不知道雅加達的代理商是松本在印尼盾貶值最慘那年用一封一封傳真穩住的。不知道新加坡那個渠道經理跟了松本十年，妻子生孩子那天松本替他值了一整夜的班。不知道吉隆坡的辦公室牆上掛著一幅字——“技術立國”，是松本的父親親手寫的，松本從名古屋老宅拆下來帶過去的。這些他全不知道。他只知道市價一億兩千萬。因為三菱銀行說了，年底之前必須把非核心資產全部出清。
“他還說，如果創世紀不收購，下個月就拆開來賣。倉庫賣給地產商改建公寓，渠道代理權分拆給三家本地貿易公司，品牌授權單獨掛牌。拆開來賣，總價可能會低一點。但他不在意。他只在意年底之前能不能拿到現金還給三菱銀行。”
李家港轉過身。他看了一遍沈嘉儀遞來的檔案，然後拿起筆，在報價欄裡填了一個數字。
一億五千萬。
沈嘉儀低頭看著那個數字。和三個月前在東京松芝總部茶水間他填在收購協議上的數字一模一樣。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備註條款，寫和三個月前一樣的那行字。松芝東南亞渠道團隊全部留任。不裁一人。不換一人。再加一條——如果拆開來賣，倉庫改建公寓的計劃取消。曼谷那個倉庫是松本親自選的地，離港口近，雨季不淹水，不適合蓋公寓。適合繼續做倉庫。這些事，松芝新任社長不知道。但你知道。”
沈嘉儀沒有接話。她在創世紀做了十四年，見過這個男人做過無數次收購。沒有一次是為了抄底。但這一次不一樣。這一次他抄的不是底，是底上那個人最後的尊嚴。松本健一已經不是松芝社長了，松芝的東南亞渠道在資產負債表的“非核心資產”一欄裡，被一個從三菱銀行空降來的前副行長用紅筆圈出來，旁邊標註——“年底前出清，不計價格”。但他還是寫了一億五千萬。還是加了那行字：全部留任。不裁一人。不換一人。和三菱銀行那位想拆開來賣的前副行長相比，他更像在經營松芝的人。但他不是松芝的人。他只是松本健一這輩子唯一的對手。
“條件我開好了。”李家港把意向書推回去。“他們接受，下個月簽約。不接受——”他端起桌上的茶杯，“讓他們拆開來賣。賣完以後，那些被遣散的渠道經理，創世紀一個個請回來。不是挖牆腳，是給他們一條退路。松本的人，不能被人當散貨賣。”
沈嘉儀接過意向書。她忽然想起一件事。1983年港元危機那年，她問他為什麼要在最低點全押。他說：“等所有人跑的時候，彎腰。不是撿金子。是扶起那些被踩倒的人。”現在他在扶的，是松本健一的人。而松本健一本人正被銀行按著頭籤那份同意不在任何公開場合評論松芝在泡沫時期投資決策的封口協議，用來換取他父親那棟老宅不被收走。
“松本最近怎麼樣。”李家港問。
“不好。他的個人資產全部質押給銀行，箱根的老宅抵押了，父親的房子被用來填泡沫的窟窿。他現在每天去松芝總部的會長辦公室——沒有窗戶，原來是一間堆放舊檔案的儲藏室，沒有任何實權。松芝總部二十三樓的社長辦公室現在是三菱銀行那個前副行長在用。松本進去的第一天，新社長讓人把所有和哥倫比亞影業相關的檔案全部封存，貼上‘機密’標籤，搬進了走廊盡頭那間從來不用的檔案室。松本簽了封口協議，不在任何公開場合談論泡沫時期的投資決策。所以他現在連為自己辯護的權利都沒有。新社長在董事會上說：‘泡沫時期的錯誤決策已經翻篇。松芝從現在開始重新做人。’沒有人問松本健一被翻過去的那一頁是什麼心情。”
“他知道我們要收購渠道的事嗎。”
“知道。田中告訴他的。他當時在茶水間——二十三樓那間，你上次站過的——手裡端著自動販賣機的紙杯，和你在那天用的一樣。田中說完，他沉默了很久，然後只說了三個字——”
“‘他媽的。’”
沈嘉儀的語氣沒有任何波瀾。像是在複述一段氣象報告。但窗外的雨忽然大了，雨點砸在玻璃上。
李家港沒有說話。他站起身走到窗邊，維港的貨輪在雨幕裡變得模糊，只能看到模糊的輪廓和一明一滅的航行燈。他想起1984年拉斯維加斯凌晨三點的酒吧。松本用鋼筆在餐巾紙上畫下第一根線的時候，手腕懸在沾了威士忌的紙面上，一筆下去，沒有猶豫。他說：“未來五十年的科技版圖，將由我們倆來定義。”現在他說的是“他媽的”。三個字。不是後悔，不是抱怨，不是對新社長那句“錯誤決策”的反駁。是一個男人在被時代踩在腳下的時候，唯一還能從牙縫裡擠出來的三個字。
李家港拿起桌上那份意向書，在最後一頁的備註欄裡又加了一行字。然後遞給沈嘉儀。
沈嘉儀低頭看去。一億五千萬的報價下方，多了一行小字。是她熟悉的深藍色鋼筆字跡，筆跡很穩——
“松芝東南亞渠道團隊全部留任。不裁一人。不換一人。曼谷倉庫不拆。吉隆坡辦公室牆上的字，保留原樣。”
吉隆坡辦公室牆上的字。那是松本從他父親那棟即將被銀行收走的老宅裡拆下來的——“技術立國”。泡沫破裂之後，松芝新任社長要把渠道拆開來賣。曼谷的倉庫要賣給地產商蓋公寓，吉隆坡辦公室牆上的那幅字大概會被當作舊物處理掉。但李家港要保留它。不是因為那個前副行長知道這四個字值多少錢。是因為松本健一被泡沫奪走的一切——社長職位、董事會席位、父親的老宅、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到最後，還有一個對手在替他保留他父親親筆寫下的“技術立國”。
沈嘉儀把意向書合上。“如果他問起來——吉隆坡辦公室牆上的字為什麼要保留。我怎麼回答。”
李家港沒有回頭。窗外維港的雨還在下。他想起1978年那個暴雨夜的靈堂。他站在那裡，面前是父親的遺照和破產通知書。手裡只有爺爺的筆記本，扉頁上寫著四個字——“科技救國”。那本筆記本現在鎖在他辦公室抽屜裡，和松本的餐巾紙放在一起。一張紙寫的是科技版圖，一本筆記寫的是科技救國。兩個父親，一個在鐵皮屋裡做收音機，一個在日軍佔領下的上海秘密修理抗日電臺。他們都相信同一件事——技術可以救國。技術可以立國。技術可以讓一個人的兒子在暴雨夜的靈堂裡不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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