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深秋。東京。
松本健一從松芝總部走出來的時候，下雨了。不是那種會下很久的雨，是東京秋天特有的一種——雲很低，雨絲很細，落在西裝上不溼，只在肩頭留下一點涼意。他把風衣領子豎起來，站在大樓門廊下，看著雨絲在丸之內的街道上織成一張灰色的網。他剛從三菱銀行簽完那份個人債務延期協議回來。箱根的老宅保住了，代價是他在未來兩年內不能在公開場合談論松芝在泡沫時期的任何投資決策。簽完字的時候，對面那個年輕的法務部職員公事公辦地說：“松本會長，這份協議對您是很好的安排。”很好的安排。他父親在鐵皮屋裡焊接第一臺收音機的時候，沒有人給他安排。他自己安排的。用借來的烙鐵，用凍僵的手指，用五千日元一臺的價格，一臺一臺把松芝從名古屋那片被戰火犁過的土地上焊出來。現在他的兒子被人安排——你閉嘴，房子歸你。
“松本桑。”
一個聲音從門廊另一邊傳來。不是日語。是廣東話口音的日語。
松本偏過頭。李家港站在三米外，手裡沒有傘。雨水在他肩頭洇出兩片深色的水漬，但他沒有躲。他身後的黑色轎車停在路邊，車燈在雨中一明一滅。
“你在這裡等了多久。”松本問。
“沒多久。”
“沒多久是多久。”
“你進去多久，我就在這裡站了多久。”
松本看著他。這個中國人，1984年在拉斯維加斯酒吧接過他鋼筆的那個人，1990年在箱根球場上說“等你們輸”的那個人，半年前在松芝總部二十三樓茶水間端著紙杯說“一億五千萬”的那個人——現在站在東京深秋的雨裡，肩頭溼了兩片。
“我是來簽字還債的。你是來看我笑話的。”松本說。
“不是。”
“那你來做什麼。”
“請你喝一杯。”
松本沒有回答。雨絲在兩個人之間織成一張細密的簾子。丸之內的霓虹燈在雨霧中變成一團一團模糊的光暈，像有人把整個東京泡在一杯已經涼掉的威士忌裡。
“去哪裡。”松本終於開口。
“帝國酒店。你每次來都住那間房。”
“你怎麼知道。”
“我住過你隔壁。1983年。”
松本沒說話。他走進雨裡，沒有回頭，沒有看李家港有沒有跟上來。但他聽見了身後皮鞋踩在積水裡發出的聲音。那個聲音和1984年拉斯維加斯凌晨三點酒吧門口的聲音一樣——兩個亞洲男人一前一後走在沒有人的街道上，中間隔著的不是距離，是整個八十年代。
帝國酒店的酒吧在負一層，燈光暗得像是在藏什麼東西。吧檯後面的調酒師是個老人，動作很慢，擦酒杯的手勢像是在擦一件瓷器。松本要了一杯山崎十二年，李家港要了一杯白水。窗外是日比谷公園的樹影，雨絲在路燈下斜著落下來，像無數根縫衣針扎進泥裡。
“你父親的老宅，保住了。”李家港說。不是問句。
“兩年。用沉默換的。”
“兩年夠了。”
“夠做什麼。”
“夠你想清楚接下來要做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