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莫斯科國家飯店。
大堂的水晶燈在斯大林時期就掛在那裡，現在只剩三分之一的燈泡還亮著。不是因為燈泡壞了，是因為飯店經理把能拆的都拆下來賣了。一盞水晶燈上拆下來的燈泡，在莫斯科黑市上能換兩罐午餐肉。
李家港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著一杯沒有動過的紅茶。茶已經涼了，表面結了一層薄薄的油脂——不是奶，是煉乳。蘇聯的紅茶從來不加鮮奶，因為鮮奶比煉乳貴三倍，而煉乳是軍需品，可以從軍用倉庫裡用伏特加換到。窗外是列寧格勒大街，積雪堆在人行道兩側，被汽車尾氣燻成灰黑色。街上幾乎沒有人。偶爾有一兩個裹著厚圍巾的行人匆匆走過，低著頭，不往兩邊看。不是因為有急事，是因為停下來就會被冷風灌進領口——也因為停下來就會看到街邊那些擺地攤的人。
那些地攤上擺的不是套娃，不是紅軍手錶，是蘇聯英雄勳章。金星形狀，背面刻著獲獎者的名字和日期。加加林的勳章大概也在某個地攤上——沒有人知道具體是哪一個，因為賣勳章的人從來不報名字，只報價格。十美元一枚。不到半箱萬寶路。
他收回目光。他不是來看這些攤位的。他來莫斯科已經待了好些天，約飛物理技術研究所的科洛廖夫教授已經簽了合同，聖彼得堡那邊也有幾個數學所在談。但除了他之外，全世界好像都在觀望。沒有人敢在一個正在解體的超級大國身上押注。矽谷那些獵頭在莫斯科國家飯店包下了一整層樓，但他們只招軟體工程師——會寫C++的，會寫Unix的，十五分鐘面試，當場發綠卡。至於那些做基礎研究的，做數學的，做物理的，做半導體異質結的——矽谷不感興趣。因為基礎研究不產生季度利潤。因為半導體異質結離產品化還有十年。因為華爾街沒有耐心等十年。
但李家港有。
“你在這裡坐了多久了。”一個聲音從身後傳來。不是俄語，是英語，帶一點德國口音。
李家港轉過頭。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站在大堂前臺旁邊，穿著灰色羊絨大衣，沒有戴帽子。花白的頭髮梳得很整齊，金屬框眼鏡在昏暗的燈光下反著光。他的德國口音很輕，但那個把“s”發得過於清晰的習慣還是暴露了他不是英國人。西門子半導體事業部的高階副總裁，海因裡希·馮·布勞恩。
“馮·布勞恩博士。”李家港沒有起身。“你也在莫斯科。”
“比你早一天。住在你樓上。”馮·布勞恩在他對面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腳邊。“你住的房間，是我訂的。”
李家港看著他。
“對不起。飯店前臺把房間調換了。他們說有一批中國人比預訂時間早到了兩天，所以我只能住樓上。不過沒關係。對我來說，樓層不重要。對你來說，大概也不重要。”他環顧四周，用那種德國式的精確目光掃過大堂裡那些暗掉的水晶燈泡，嘴角沒有動，但眼角有一條細細的紋路。“重要的是這間飯店——全世界的獵頭都在包房間，但你在做的事和他們不一樣。你的團隊不在莫斯科國家飯店包房間。你們直接去了實驗室。你們帶了暖氣機。帶暖氣機——這一條比高薪合同和綠卡都管用。”
李家港端起那杯已經涼透的紅茶，喝了一口。煉乳的甜味在舌尖上化開，很濃，很膩，但暖。
“西門子也在觀望。”他說。不是問句。
馮·布勞恩沒有否認。“總部不批預算。蘇聯局勢不明朗，沒有人知道三個月後這個國家還會不會存在。董事會給半導體事業部的指示是原地待命。不新增投資。不籤長期合同。不——”
“不冒險。”
馮·布勞恩笑了。但嘴角還是沒動，只是那根細細的眼角皺紋又深了一些。“我在這間飯店的大堂裡坐了三天。第一天來了一位美國半導體協會的代表，他坐在靠窗的這張桌子，要了一杯不加糖的紅茶，喝完就走了。第二天來了一位飛利浦的研發總監——荷蘭人，在莫斯科的冬天不戴帽子。他坐的位置離你現在的椅子大概三米。他和我說了同樣的話：總部不批預算。第三天來的是你。”他靠在椅背上，看著窗外列寧格勒大街上灰黑色的積雪。“你們中國人的動作比我見過的任何人都快。比美國人快，比日本人快——抱歉，我忘了你和日本人的事。松芝。”他頓了頓，“我在《經濟學人》上讀到過。那篇報道的標題是——‘香港最精明的投資者如何在日本泡沫破裂前全身而退’。他們用了‘精明’這個詞。但我知道那不是精明，是耐心。你在泡沫最瘋狂的時候等了整整一年。等所有人都跑到終點，跑不動了，你才進場。現在你在做同樣的事。”
李家港沒有回答。他看了一眼窗外那些擺地攤的人——一個裹著灰色圍巾的老人在整理攤位上的勳章，把它們按年代排列，從1945年的衛國戰爭勳章到1988年的阿富汗服役紀念章，整整齊齊，像是一排沒有墓碑的墳墓。
“那些地攤上的勳章，”馮·布勞恩忽然說，順著他的目光看向窗外，“我第一天來這裡的時候買過一枚。不是為了收藏，是想看看勳章背面刻的字。賣家告訴我那枚是蘇聯英雄勳章，金星形狀，背面刻著獲得者的名字和授勳日期——1945年。但我沒有付那十美元。不是因為貴。是因為那個老人把勳章遞給我的時候，用圍巾擦了一下金星上的灰。他的圍巾是破的，手套是破的，指甲縫裡有洗不掉的機油漬。但他擦那枚勳章的時候，動作很輕。像是怕弄疼它。我問他這枚勳章是誰的。他說不是他的，是他哥哥的。他哥哥犧牲在柏林。1945年4月。離戰爭結束還有一個月。”他停了片刻，“我沒有買。因為我知道如果我買了，他明天還會來，繼續坐在這個位置。但他哥哥只剩這枚勳章了。”
李家港從窗外收回目光，看著馮·布勞恩的眼睛。那雙眼睛是灰色的，很老，很冷，但還沒有結冰。
“科洛廖夫教授不是勳章。但他是蘇聯在半導體異質結領域二十年積累的全部。”他說，“他知道高純度鍺烷在哪裡——在哈爾科夫郊外一個沒有暖氣的貨運站裡，和一批同樣被困在邊境上的貨物一起。他的學生知道怎麼在黑板上寫偏微分方程，用一根綁在食指上的粉筆。他的實驗室有一臺全蘇聯還能開機的E分子束外延裝置。這些東西加在一起，抵得上一個中型晶片公司的研發部門。西門子在等蘇聯局勢明朗，但晶片不會等人。”
馮·布勞恩沒有立刻回答。他把手伸進公文包，掏出一張名片放在桌上。“如果有一天你不需要俄羅斯人了——如果你實驗室裡的蘇聯科學家已經足夠多，多到你可以分一些給西門子——請打這個電話。不是以西門子的名義。是以海因裡希·馮·布勞恩個人的名義。我在西門子半導體事業部做了十七年，從來沒有在總部不批預算的時候動用過個人關係。但這一次不一樣。因為我也在走廊裡站過——不是約飛研究所的走廊，是柏林工業大學的走廊，1945年，沒有暖氣，沒有燈，只有一面被炸掉一半的黑板。我的教授用粉筆頭在那半面黑板上寫完了最後一節課。那節課的內容是量子力學基礎。他說——‘記住了。這些東西比戰爭活得久。’他叫馬克斯·馮·勞厄。諾貝爾獎得主。德國理論物理學的最後一代守夜人。他寫完那一行公式，把粉筆頭放回粉筆槽裡，對我們說——下課。然後他走出教室，被美軍憲兵帶走了。”他沒有再說下去。窗外，列寧格勒大街的風把積雪吹起來，像一場遲到了四十七年的葬禮。
李家港接過名片。名片上只有一個名字和一個電話號碼，沒有公司logo，沒有職稱。他把名片放進口袋，站起身。“我會打的。”
他走出飯店的時候，列寧格勒大街的風灌進領口。他看了一眼腕上的那隻老式電子錶——錶盤上停著的時間是1978年某個暴雨夜的凌晨，這隻表從那天起就再也沒有走過，但他每一次出門都會把它戴在手腕上。那個擺攤的老人還在。有人在他的攤位前停下來，彎下腰看了看那些勳章，然後搖搖頭走了。老人沒有抬頭，繼續用那條破圍巾擦一枚金星獎章。圍巾的線頭散開了，在莫斯科二月的寒風裡像一面沒有旗杆的軍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