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莫斯科。氣溫零下二十七度。
謝爾蓋·彼得羅維奇·科洛廖夫——和那個設計了人類第一枚洲際導彈和第一艘宇宙飛船的蘇聯火箭總設計師同姓，但沒有血緣關係——站在約飛物理技術研究所的走廊裡，看著自己撥出的白霧在空氣中凝結成冰晶。走廊盡頭那扇窗戶的玻璃缺了一個角，是去年十月被人卸走的。卸走那塊玻璃的人是他的學生，一個在半導體異質結領域發了十一篇論文的年輕博士，在黑板上寫滿偏微分方程時手指被凍得握不住粉筆，就用橡皮筋把粉筆綁在食指上繼續寫。他說老師，對不起，我家裡的窗玻璃碎了，商店裡買不到新的。科洛廖夫說拿去吧。他沒有說的是，那塊玻璃是自己卸下來放在走廊裡的，本來打算這個週末裝上。但他忘了。那以後每個週末，他都在排隊買麵包的隊伍裡度過。
走廊裡沒有暖氣。研究所的供暖管道在三年前的冬天被凍裂過，此後一直沒有修好。不是沒錢修，是管道工開的價格比研究所全年預算還高。科洛廖夫今年七十三歲，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在半導體異質結領域工作了二十一年。他的實驗室裡有一臺E分子束外延裝置——全蘇聯只有兩臺，另一臺在莫斯科大學，已經三年沒有開過機了。科洛廖夫這臺還能用，因為他在國際學術會議上認識一個芬蘭教授，那人在赫爾辛基幫他買了一瓶特種真空泵油。那瓶泵油現在還剩三分之一，用完之後這臺E就會和莫斯科大學那臺一樣變成一堆精密廢鐵。
他站在走廊裡，等著今天要來的人。昨天下午，研究所所長把他叫到辦公室。那是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天花板上吊著一顆沒有燈罩的白熾燈泡。所長說謝爾蓋，明天有幾個中國香港的人要來，說想和我們談談合作。科洛廖夫說談什麼。所長看著桌上那疊這個月的水電費賬單說他不知道，但他們帶了一臺暖氣機。
走廊盡頭傳來腳步聲。不是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那種清脆的聲音，是雪地靴踩在化了一半的雪上發出的那種沉甸甸的聲音。兩個人。一個穿黑色羽絨服的年輕人——中國人，大概三十出頭，眼鏡片上結了一層冰霧。另一個年紀大一些，穿著深藍色風衣，沒戴帽子。在這個氣溫下不戴帽子只有一種人——習慣了更冷的冬天。
“科洛廖夫教授。”年輕人的俄語發音不太準，但每一個重音都放在了正確的位置。“我叫陳，是創世紀實驗室的。這位是——”
“我知道。”科洛廖夫看著那個穿深藍色風衣的人。“我知道你們是誰。你們在莫斯科國家飯店包了房間，只做一件事——在矽谷那些獵頭之前找到我們。”
李家港站在走廊裡，沒有反駁，看著牆上的公告板。上面貼滿了各種學術會議的通知——最上面一層是1991年3月的蘇聯科學院年會，蓋著已停用的公章；下面壓著1990年的約飛研究所年度學術報告會，主講人名單裡有三位已經去世了；最底層是一張手寫的尋物啟事，墨水褪得幾乎認不出來——“尋找一瓶高純度鍺烷氣體，用於量子阱實驗。如有線索請聯絡半導體物理實驗室。謝謝。”
貼這張尋物啟事的人大概不知道，高純度鍺烷氣體在今天的莫斯科比魚子醬還難找。因為生產鍺烷的化工廠在烏克蘭，烏克蘭上個月剛宣佈獨立，海關關了，物流斷了。現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邊境上堆滿了等待清關的集裝箱。鍺烷氣體屬於特種化學品，需要冷藏運輸，需要特殊許可證，需要兩邊海關同時蓋章。但現在兩邊海關的印章已經不是同一個國徽了。所以那瓶高純度鍺烷大概現在還卡在哈爾科夫郊外某個沒有暖氣的貨運站裡，和一堆同樣被困在邊境上的貨物一起，在零下三十度的寒風中慢慢變成廢品。
“你們帶的東西。”科洛廖夫說，不是問句。
“麵包。藥品。暖氣機。”李家港的聲音很平，像在唸一份財務報告。“還有一份體面的聘用合同。實驗室溫度可以調到恆溫——我們的無塵室常年保持正壓送風。住宿安排在大學旁邊，家人一起接來。不需要排隊。”
科洛廖夫看著他。走廊裡安靜了很久。久到遠處那扇缺了一角的窗戶灌進來的風把牆上那疊學術會議通知吹得嘩嘩響。從1991年3月的蘇聯科學院年會，到1990年的約飛研究所年度學術報告會——一層一層往下翻，像是有人在用手指翻閱這個國家過去五年的日曆。翻到最後那張手寫的尋物啟事時，膠水終於撐不住了，紙片從公告板上脫落，飄向地面。科洛廖夫彎腰接住它。他的手很穩，是做了二十一年半導體異質結實驗的手，在零下二十七度的走廊裡沒有顫抖。他站起身，把尋物啟事夾回公告板上，然後轉過身，面對那個穿深藍色風衣的中國人。
“我在這間研究所工作了二十一年。我的實驗室裡有一臺E分子束外延裝置，全蘇聯只有兩臺。另一臺在莫斯科大學，已經三年沒有開過機了。我這臺還能用，是因為一瓶芬蘭教授送給我的真空泵油。那瓶油還剩三分之一。用完之後——”他停下來。窗外的風吹得公告板上那疊紙片又嘩嘩響起來。
“用完之後這臺E也會死掉。它死了之後，蘇聯在半導體異質結領域的所有研究資料，就全部鎖在硬盤裡。那個硬碟現在還轉著，還能讀，還能寫，因為實驗室的電還沒有斷。但下個月我不確定。我付不起電費了。不是研究所的電費，是我家裡的電費。我妻子去年去世了，葬禮之後我把她的養老金存摺翻出來，裡面還剩四千七百盧布。四千七百盧布在1991年春天還能買一臺彩電，到1991年秋天只能買兩條黑麵包。現在——大概還能買一根蠟燭。如果下個月我付不起電費，我就只能在燭光下看實驗資料。但你們帶來了暖氣機，所以我可以繼續在實驗室裡待到很晚。因為那裡有電，不用付我家的電費。”
李家港沒有打斷他。他知道一個做了二十一年實驗的科學家不會無緣無故說這麼多話。這些話不是抱怨，是在交代後事。
“我可以帶所有的實驗資料。量子阱雷射器，二十年。還有高純度鍺烷——不用你們找，我知道在哪裡。我有個學生在哈爾科夫，他會把最後一批材料帶出來。不需要工資，只要實驗室和暖氣。”科洛廖夫看著他，目光越過鏡片上那層冰霧，很乾，像是列寧格勒被圍困那年冬天的天空。“但我有一個條件。”
“請說。”
“我有幾個學生——不是研究生，是跟我做了十年以上的副研究員。他們比我年輕，比我更需要一間恆溫的實驗室。你們安排他們先走。”
李家港看著這個七十三歲的老人。他的手指沒有凍僵，他接住那張飄落的尋物啟事的時候手還很穩。他不是在賣自己的勳章。他是在替自己的學生安排退路。那些在黑板上寫滿偏微分方程的年輕人，他們被凍得握不住粉筆的手，應該去一個不用把橡皮筋綁在食指上才能寫字的地方繼續寫方程。
“所有人一起走。你，你的學生，你的學生家人。還有那瓶高純度鍺烷——我派專人去哈爾科夫取。”李家港從風衣內袋裡掏出一份合同，只有一頁。科洛廖夫接過合同。沒有看。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支鋼筆，拔開筆帽，在最後一頁簽了名。科洛廖夫·謝爾蓋·彼得羅維奇。筆跡很穩，不是在籤合同，是在籤一張通往明天的車票。他簽完之後把筆帽套回去，說了一句話，聲音比剛才低了很多。
“我以為我會被當作廢鐵扔掉。”
窗外莫斯科的雪正在下。那扇缺了一塊玻璃的窗戶外面，白樺林的枝丫被積雪壓彎了腰。但樹幹還是直的。不管雪多大，樹幹還是直的。李家港接過合同，看了一眼簽名欄裡那個和蘇聯火箭總設計師同姓的名字。這個人不是廢鐵，這個人是蘇聯在半導體異質結領域二十年積累的全部。如果把他的實驗資料、他的學生、他那臺還剩三分之一瓶真空泵油的E裝置全部加起來，大概抵得上一個中型晶片公司的研發部門——而他只需要一間可以恆溫的實驗室和一張讓家人一起登機的機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