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上海市政府小禮堂。
這間小禮堂建於1954年，中蘇友好大廈落成前，是上海市委舉行重要會議的地方。木質地板踩上去會發出輕微的吱嘎聲。窗戶是鋼框的，玻璃很厚，透進來的陽光被切割成方方正正的光斑落在地板上，邊緣銳利得像用刀裁過。牆壁上掛著一幅褪了色的上海市地圖，出版年份是1949年——蘇州河以北是閘北，以南是南市，浦東是一片空白。李家港站在那幅地圖前面，看了很久。他想起昨天在浦東田埂上看到的那片蘆葦叢，但1949年的浦東連蘆葦都沒有畫上去。那時候的地圖只在空白處寫著一行字——“浦東，屬川沙縣。人口約三十萬。以農業為主。”現在那行字被一塊新的銅牌蓋住了，銅牌上刻著——“上海市浦東新區。1990年4月18日批准設立。”
市長推門進來，手裡拿著一份規劃草案。他已經連續開了七個會，領帶歪了，下巴上冒出一層青色胡茬，但眼神還是亮的。那種亮不是熬夜熬出來的，是一種被壓抑了太久忽然看到出口的亮。
“李生，張江半導體產業園的土地指標批下來了。不是分期批——是整塊。這塊地的性質從農田變更為工業用地，在三個月內完成了所有審批流程。市規劃局、土地局、經委、計委——每一個部門都在報告上寫‘同意’。不是被催著寫的，是主動寫的。我從來沒有在上海的行政流程中看到過這麼快的審批速度，大家等這一天，等了太久了。”
李家港接過規劃草案。他昨天在浦東的紅土地上用鞋底感受過它的承載力——長江用一千年幫浦東鋪好了地基。現在輪到他們蓋樓了。
“這條路不需要我一個人走。”他放下規劃草案，看著市長。“這個國家會用三十年，走完別人三百年的路。”
市長沒有說話。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葉是龍井，已經泡了三道，水是溫的。他放下杯子，看著地圖上那片沒有畫出來的浦東。三十年前他是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的學生，在課堂上聽教授講上海的城市規劃。教授在黑板上畫了一條黃浦江，江這邊是市區，江那邊是一片空白。教授說浦東的地基承載力比浦西高，但因為隔著一條江，上海的城市發展一直在向西延伸，從來沒有越過黃浦江向東。現在這條江終於被跨過了。不是被教授的黑板跨過的，不是被規劃圖紙上的紅線跨過的，是被一群人在三個月內完成所有審批流程的決心跨過的。
“李生，你第一次來浦東的時候，這裡連一條像樣的路都沒有。現在你指著這片田埂說這裡將是中國的下一個曼哈頓。你看到了什麼，我們沒看到的。”
李家港從西裝內袋裡掏出一張照片。不是規劃圖，不是效果圖，是一張黑白照片——1937年，上海，一個年輕人在閘北一間棚屋裡組裝收音機。照片背面用鋼筆寫著一行字：“1937年。在上海組裝第一臺收音機。”字跡很舊，但每一筆都還能認得出來。
“這個年輕人——是我爺爺。他在這間棚屋裡組裝了第一臺收音機。然後日本人來了。他把收音機拆成零件埋在院子裡，帶著烙鐵和線路圖逃到香港。他在香港重新開了一間電器廠，在日軍佔領期間秘密為抗日力量修理電臺。他在筆記本上寫了四個字——‘科技救國’。他沒有看到浦東。他1937年離開上海的時候，黃浦江這邊是租界，那邊是農田。他的兒子——我父親——1978年站在香港的廠房裡，手裡拿著一張破產通知書。他也走了。現在，”他把照片放在規劃圖旁邊，“我回來了。不是回來投資。是回來站在我爺爺站過的地方——這條江，我爺爺1937年渡過去的時候是逃難。我父親1953年渡過來的時候是謀生。我今天站在這裡——是回家。”
市長沉默了很久。窗外傳來打樁機的聲音，從浦東方向隱隱約約傳過來，很沉，像是有人在用一根很長的鐵錘敲擊長江千年來沉積下來的黏土層。
李家港把照片翻過來，背面那行字在陽光下泛著一點灰黃色的光——“1937年。在上海組裝第一臺收音機。”字跡是鋼筆寫的，墨水滲進相紙纖維裡，每一個筆畫都像一道被刻在矽片上的線路。他想起爺爺筆記本上那些關於電晶體取代電子管的技術預見，想起父親站在破產廠房裡手裡那張通知書，想起1978年暴雨夜靈堂裡只有福伯一個人陪著他。三十二年，從電晶體到積體電路，從收音機到晶片。爺爺沒有看到。父親沒有看到。但他們一定知道。因為科技救國這四個字，從來不是寫在紙上的——是刻在血脈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