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上海浦東。張江半導體產業園。
早晨的霧還沒散。長江沖積土被春雨泡了整整半個月，表層黏土吸飽了水，踩上去會發出一種很輕的咂咂聲，像是腳下的土地在喝東西。工地邊緣的蘆葦叢裡還有蛙鳴，不是夏天那種此起彼伏的合唱，是零星的、小心翼翼的幾聲，像是冬天沒走乾淨的青蛙在試探水溫。
李家港站在臨時搭建的主席臺上，面前是一塊用紅綢覆蓋的奠基石碑。碑身是花崗岩，從浙江溫嶺的採石場運來的，石匠在碑面上刻了一行字——“創世紀半導體產業園。奠基。一九九三年三月。”字是手工刻的，鑿子在花崗岩上留下的痕跡很深，每一筆都能摸到稜角。他左邊站著上海市長，右邊站著中科院副院長。市長昨夜幾乎沒睡，凌晨還在辦公室修改今天奠基儀式的講話稿，眼睛裡還有血絲，但站姿筆直。中科院副院長把中科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最核心的課題組名單全部帶來了，不是來做樣子的，是要在奠基儀式結束後直接和創世紀實驗室對接聯合研究院的課題申報。
臺下站著幾百號人。有浦東本地被徵地後第一批穿上創世紀藍色工裝的農民，他們站在泥地裡，工裝褲腿還沾著昨天雨後的泥點；有從深圳工廠坐了一夜火車趕來的老員工，他們胸前印著那隻展翅的鳳凰，有些人還穿著1980年代創世紀電子廠時期的舊款工裝——左胸口袋上方的“創世紀”字樣是繁體字，已經洗得褪色發白；有阿爾費羅夫教授和科洛廖夫教授——兩位蘇聯科學院的院士並肩站在泥地上，阿爾費羅夫還是坐著他那把從聖彼得堡帶來的金屬摺疊椅，扶手上的鏽跡在上海三月的晨霧裡泛著暗紅色的光；有從深圳技校時期就跟隨他的那批技術骨幹——六十個第一批培訓班學生中已經有人成長為車間主任、工藝工程師、品質主管，他們站在老員工方陣的最前排，胸前彆著創世紀第一批員工編號的銀色徽章。還有林知夏——他沒有和阿爾費羅夫站在一起，而是站在最後一排，手裡捏著那截只剩兩毫米的粉筆頭。他低著頭，盯著腳下的泥地。但他的手沒有插在口袋裡——他的社交障礙讓他沒法在這種場合抬頭挺胸，但他選擇站在這裡。
阿強推著福伯的輪椅，停在主席臺右側最靠近奠基碑的位置。福伯今天穿了一件新工裝——不是買的，是阿強讓深圳工廠的製衣車間用最後一批國產的確良布料給他做了一件和當年李家電器廠一模一樣款式的工裝，左胸口袋上也印著繁體字的“創世紀”。福伯的手放在膝蓋上，手指在微微發抖——不是因為老，是因為那件新工裝上的繁體字和他壓在箱底的那件老工裝上的字一模一樣。
市長走到麥克風前。他的講話稿很短，短到只有一頁紙，但每一個字都像是從浦東的黏土層裡挖出來的——“今天是浦東開發開放的第1078天。1078天前，這片土地上只有蘆葦、蛙鳴和農民赤腳踩出來的田埂。1078天后，這裡將有一座半導體產業園拔地而起。這不是一座普通的工廠，這是中國積體電路產業的基石。感謝創世紀集團。感謝李生。你爺爺1937年在上海組裝第一臺收音機的時候，大概沒有想到，五十六年後他的孫子會回到這片土地上，建起中國最先進的晶片工廠。”
李家港走到奠基石碑前，沒有講話稿。他看著臺下那些沾著泥漿的工裝、那些洗得褪色的繁體字、那把從聖彼得堡帶來的生鏽摺疊椅、那截只剩兩毫米的粉筆頭、坐在輪椅上手指發抖的福伯——然後抬起頭，看著黃浦江對岸外灘那些殖民時代的大理石建築。滙豐銀行的穹頂、海關大樓的鐘、和平飯店的綠色銅屋頂，每一塊花崗岩都是從英國運來的壓艙石。那些石頭在這裡壓了一百年。
“這棟大樓——”他指著身後那張總部大樓的設計效果圖，聲音不大但很穩，“正對黃浦江。和外灘那些殖民時代的建築隔江相望。大堂地面不鋪大理石——鋪上海老城廂拆下來的青磚，每一塊磚都標上原址門牌號。那些門牌號是從哪裡來的：南市喬家路、老西門、董家渡，這些弄堂已經被拆了，但磚還在。我們把磚撿回來，鋪在大堂裡。不是為了省錢——是為了讓每一個走進這棟樓的人，踩在腳下的不是義大利進口大理石，是上海人踩了一百年的青磚。那間房在頂樓——不掛牌子，不設門禁。任何人都可以走進去，站在窗前，吹江風。”
他停下，回頭看了一眼對岸外灘那排殖民時代的大理石建築。海關大樓的鐘正好敲響十點整，鐘聲越過黃浦江，在浦東的工地上回響。“一百年前，站在那排樓裡的人往下看，看到的是黃浦江上的英國商船。一百年後，站在這棟樓裡的人往下看，看到的將是張江半導體產業園的燈火。”
他彎下腰，拿起鐵鍬，剷起第一鍬土。長江沖積土在三月春雨中粘成一團，鐵鍬插進去的時候發出一種沉悶的噗聲，那是黏土被切開時特有的聲音。他把土揚在奠基石碑的基座上。沈嘉儀站在臺下第一排，手裡拿著一份剛傳真過來的檔案——蘇州工廠的地基檢測報告。報告上的資料她已經在來的車上看了三遍，全部達標。她把報告合上，沒有鼓掌，只是用檔案輕輕拍了一下自己的膝蓋。阿強用那雙在車間噪音中聽了二十年的耳朵聽著鐵鍬切開黏土的聲音，嘴角動了一下，然後俯身在福伯耳邊大聲說——“地基沒問題。比深圳那邊還要好。浦東這土，適合打樁。”福伯點了一下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