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上海浦東。創世紀集團全球總部大樓封頂。
最後一根鋼樑在塔吊的牽引下緩緩上升，樑上綁著一塊紅布，被黃浦江的風吹得獵獵作響。陽光穿過鋼樑的縫隙，在未完工的大堂地面上投下一道道平行的陰影。大堂地面還沒有鋪磚——上海老城廂拆下來的青磚正堆在工地邊緣的臨時倉庫裡，每塊磚都用粉筆標著原址門牌號：“南市喬家路127號”“老西門夢花街23號”“董家渡王家碼頭巷15號”。那些弄堂已經不存在了，推土機推倒了磚牆，但磚還在。這些磚將被鋪在這棟樓的大堂裡，不是為了省錢，是為了讓每一個走進這棟樓的人踩在腳下的不是義大利進口大理石，是上海人踩了一百年的青磚。
李家港站在未完工的大堂正中央，腳下是裸露的混凝土樓板，頭頂是那根正在緩緩落位的鋼樑。他手裡拿著一張傳真——深圳工廠的月度產能報告、蘇州工廠的裝置安裝進度表、天津工廠的基建驗收單、瀋陽工廠的供暖系統試執行資料、以及浦東總部大樓的封頂確認書。五份檔案，五個城市，五種不同的字型。最後一份是武漢半導體產業園的選址意見書，沈嘉儀在檔案右下角用鉛筆寫了一行字——“選址方案已透過專家評審。武漢市政府同意預留土地。待簽字。”
沈嘉儀站在他旁邊，手裡拿著那份選址意見書的副本。“深圳、蘇州、天津、瀋陽——四個製造基地全部按計劃推進。深圳工廠已經量產，蘇州的裝置正在安裝，天津基建今天透過驗收，瀋陽的供暖系統今天完成了試執行。加上今天封頂的浦東總部，和即將啟動的武漢基地——六座城市，從南到北，從沿海到內陸。深圳做消費電子晶片，東莞做封裝測試，蘇州做光通訊器件，天津做汽車電子，瀋陽做工業控制。武漢——”
李家港接過她的話。“武漢做儲存器。長江儲存的構想，先放在武漢。那裡有華中科技大學，有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有光谷。更重要的是——武漢在長江中游，從深圳到瀋陽的物流半徑剛好覆蓋不到華中地區。我們需要一箇中部的支點。”他把選址意見書放在那疊檔案最上面，然後抬起頭看著大堂正上方那根正在被工人用螺栓固定的鋼樑。紅布在風裡翻卷，露出了背面用毛筆寫的一行字——“創世紀集團全球總部。封頂。1993年9月。”
他想起十五年前的另一根鋼樑。1978年，深圳第一家工廠——不是晶片工廠，是一間租來的舊廠房改建的收音機裝配車間。那根鋼樑是他和阿強親手抬上去的，沒有塔吊，用的是手拉葫蘆。阿強站在竹棚搭的腳手架上，把鋼樑一頭扛在肩上，另一頭用鐵絲綁在水泥柱上。工人們在底下拉葫蘆，阿強在上面喊號子——“一二三，起！一二三，穩！”鋼樑升上去的時候，李家港在底下扶著梁的另一頭，鐵鏽蹭了他一肩膀。他當時穿的那件灰色卡其布工作服現在還掛在深圳工廠的工人休息室裡，左肩上那道鐵鏽印子還在，沒有洗掉。不是捨不得洗，是不想洗——那道鏽印是李家電器廠變成創世紀集團的第一個腳印。現在他站在浦東總部大樓的混凝土樓板上，頭頂那根鋼樑不是用手拉葫蘆抬上去的，是塔吊吊裝的，精確定位誤差在毫米級。但他還是能聽見阿強當年在深圳那間舊廠房竹棚腳手架上喊號子的聲音。
阿強推著福伯的輪椅從臨時坡道進來。福伯從輪椅扶手上探出身子，仰頭看著頭頂那根鋼樑。他耳朵已經很背了，但他能看到那根鋼樑在陽光下閃著和當年深圳那根完全不同的光——深圳那根是舊貨市場淘來的，鏽跡斑斑，上面還有“上海第三鋼鐵廠1965年”的鋼印；浦東這根是寶鋼新軋的，表面鍍鋅，焊縫平整，打的是“寶山鋼鐵總廠1993年”的鋼印。都是上海產的鋼，一根是從舊貨市場淘回來的，一根是直接從寶鋼訂的。二十八年，上海鋼從舊貨市場流落到深圳的舊廠房，又回到浦東的總部大樓。福伯指了指頭頂的鋼樑，又指了指遠處深圳的方向，手指在兩個方向之間來回比劃了兩下——他是在說：不一樣了。全都不一樣了。
李家港從西裝內袋裡掏出爺爺的筆記本。扉頁上“科技救國”四個字被時光磨得微微模糊。他把筆記本放在那疊檔案最上面，壓住武漢那份選址意見書上沈嘉儀寫的那行鉛筆字。窗外，黃浦江對岸外灘那排殖民時代的大理石建築在九月陽光下閃著金光。滙豐銀行的穹頂、海關大樓的鐘、和平飯店的綠色銅屋頂——每一塊花崗岩都是從英國運來的壓艙石。窗這邊，浦東總部大樓的鋼樑在陽光下鍍鋅層泛著冷白色的光。一百年前，站在那排樓裡的人往下看，看到的是黃浦江上的英國商船。一百年後，站在這棟樓裡的人往下看，看到的將是張江半導體產業園的燈火。那燈火不是一盞一盞亮的——是在六座城市同時點亮的。從深圳到瀋陽，從蘇州到武漢，從南到北，從沿海到內陸。每一盞燈下面都是一條晶片生產線，每一盞燈都曾經是某個人在黑板上寫過的偏微分方程、在某間沒有暖氣的實驗室裡凍掉過的腳趾尖、在某張餐巾紙上用鋼筆添過的三根線。那些燈，從1978年暴雨夜的靈堂裡那盞白熾燈開始，到現在覆蓋了中國半導體產業最密集的版圖。一盞接一盞，連成了一條橫跨整個中國版圖的產業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