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深秋。香港。
沈嘉儀站在辦公室窗前，手裡拿著一份剛打印出來的報告。不是財務報表，不是併購方案，是養和醫院婦產科的驗血單。HCG——陽性。孕周——七週。她把報告放在桌上，用平時籤百億級併購合同的那支鋼筆，在報告右上角寫了一個字——“知。”不是“知道了”，不是“確認”，不是任何合同用語。只是一個字。然後她合上鋼筆帽，把報告放進手袋裡，對秘書說下午的會議推遲到明天。理由是“身體不適”。秘書愣了一下。沈嘉儀從來不會身體不適，她連發燒都堅持開完董事會才去打點滴，有一次急性腸胃炎犯了，她一邊打點滴一邊用另一隻手翻併購協議的附件，翻了整整七十頁，每一頁都用紅筆標出了需要修改的條款。但現在她說身體不適，聲音很平，像是在說今天的匯率波動零點幾個百分點。
她沒有回家，去了方潔瑛的畫室。畫室裡瀰漫著松節油和亞麻仁油混合的氣味——方潔瑛正在畫一幅新作品，畫面上兩棵大樹之間那棵小樹苗已經長出了第三片葉子。方潔瑛正在用最細的狼毫筆蘸藤黃調赭石，給那片新葉勾葉脈。沈嘉儀從手袋裡拿出那張驗血單放在畫架旁邊的矮桌上。方潔瑛看了一眼那張紙，放下畫筆，用抹布擦掉手指上的顏料，然後拿起那張紙看了很久。不是看數字，是看右上角沈嘉儀用鋼筆寫的那個字——“知。”
“你告訴他了嗎。”
“還沒有。我想先問你——四十二歲。高齡。風險機率是多少。”
方潔瑛放下驗血單，站起來走到沈嘉儀面前。她比沈嘉儀矮半個頭，但她抬起頭看著沈嘉儀的眼神，和多年前她在天橋下襬攤賣畫時第一次見到那個穿著銀行制服的年輕女人一模一樣——那時候她說，“你是來收債的。”現在她沒有說話，只是伸出手把沈嘉儀垂在額前的一縷頭髮別到耳後，動作很輕，像在畫布上勾一道最細的葉脈。
“醫學上有一組數字。但有一件事比數字更精確——銀杏的根和紫荊的根在地下纏在一起，誰也不知道它們纏了多深。但我知道一件事——風來了，葉子會落。葉子落了，來年春天還會再長。你今年四十二歲，不是六十二歲，不是七十二歲。你還有力氣把香檳倒進花槽裡，還有力氣在凌晨三點調集資金追加報價，還有力氣在東京帝國酒店八點半推門走進會議室。你有的是力氣。”她鬆開手，把那縷頭髮整理好，“這個孩子——名字我已經起好了。不是我的。是你和他的。但我幫你查過——《說文解字》——‘知’字，‘從口，從矢。’口是說出來的話，矢是射出去的箭。說出去的話像箭一樣不能回頭。你們的孩子，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都叫‘知’。知不知道的知。知進退的知。知遠——知道遠方有多遠，也知道回家。”
“你怎麼知道會是男孩。”
“我不知道。但我畫了那片新葉子——葉脈是扇形的。銀杏的葉子是扇形的，紫荊的葉子是心形的。扇形的葉脈是直紋，從葉柄一直通到葉緣，不拐彎。心形的葉脈是網紋，從葉柄出發，在中途分成無數細支，每一支都通往不同的方向。我畫的第三片葉子——是直紋。”
1996年夏。養和醫院產房。
走廊裡的日光燈跳了一下。不是壞了，是電壓不穩。香港舊區老化的電網在夏季用電高峰期偶爾會抽搐一下，像是老人在打嗝。李家港站在產房門口，背靠著牆。他已經在這個位置站了好幾個小時。阿強從深圳工廠趕過來，還穿著工裝，上面沾著下午新到的蘇州晶圓廠試產樣品留下的矽粉，在日光燈下泛著一層極細的銀灰色反光。他想說幾句寬慰的話，但他這輩子最擅長的是用耳朵分辨注塑機液壓泵的異常振動，不是安慰人。他只是站在老李旁邊，和他一起靠著牆。福伯坐在輪椅上，膝蓋上蓋著一條薄毯，他耳朵已經很背了，但他能聽到產房裡那臺胎心監護儀發出的嘀嘀聲。每一次嘀聲都像一顆小石子丟進深井裡，等了好幾秒才聽到迴響。
門開了。醫生走出來，口罩還沒有摘，但眼角有一點弧度。不是職業性的微笑，是那種經歷了好幾個小時緊張之後終於可以鬆懈下來的弧度。“李生。母子平安。”
李家港走進去。沈嘉儀躺在產床上，臉色蒼白，頭髮被汗水浸溼貼在額頭上。她睜開眼睛看著他，嘴角動了一下，沒有力氣說話，但她用手指在床單上寫了一個字。不是“知”，不是“孩子”，不是任何她事先想好的名字。她寫了——“遠”。她知道他知道，他早就知道。1995年秋天她在驗血單上寫“知”，方潔瑛在她耳邊說“知遠——知道遠方有多遠，也知道回家”，他在隔壁房間聽見了。他們都知道。這個名字不是她一個人起的，不是他一個人起的，不是方潔瑛一個人查《說文解字》查出來的。是她在產床上用最後一點力氣寫出來的——不是筆，是手指。不是紙，是床單。不是遠方的遠，是回家的路有多遠。他握住她的手，把她寫字的那個手指輕輕按在自己掌心裡，很久沒有鬆開。
那個孩子——沈知遠——被護士抱過來的時候沒有哭。眼睛睜著，很黑，很亮。李家港把他抱在懷裡，沒有說話，只是在心裡說了一句——你媽媽今天很累。讓她睡一會兒。你以後有的是時間問她問題。她會用數字回答你。每一個數字都是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的。但你要記住——她教你的第一課不是數字。是那個用手指寫在床單上的字。不是“知”，是“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