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尾，香港落了三日雨。不大，密密的一層，把中環罩住。
週六晚上十點，楚夢瑤沒有應酬，沒有飯局。書房門關上，她從櫃底拖出一隻舊皮箱。
銅釦磨得發亮。掀開，四十年都在裡面：二十六本採訪筆記，兩疊錄音帶，幾盒錄影帶，還有一冊剪報復印本，書脊上是她親手寫的字，《他們說過我們什麼，一九八二至二〇〇八》。
她把筆記按年份在桌面排開。擺不下的，疊到地板。
最舊那本，牛皮紙封皮，邊角起了毛，右上角三個字：跑廠記。
那年她入行第二年，跑的頭一條線就是廠。跟了三個月，稿子登了五篇，總編輯說，你寫的不是廠，是廠裡的人。
這句話她記到今天。
她翻開最舊那本。第一頁，一九八二年，春天。那間廠做電子鐘，開筆第一句她還記得：門口的招牌，“電子”兩個字剝了漆，剩下的筆畫，遠看像另一間廠。
稿子登出來三個月，廠裡接到第一張外國訂單。老闆請她飲茶，她沒去。她說，我要寫的不是你，是你身後那二十幾個人。
新的一本，上禮拜在文具行買的。同樣的牛皮紙，同樣的橫間。老闆娘問寫什麼，她說，寫舊的。
第一頁，她只落了日期。
二〇一四年，十月。
筆尖在紙上停了兩秒，落第二行。
“一九七八年，十月。深水埗。暴雨。”
這一頁，她寫得很慢。
那晚她不在場。可這一夜她記了四十年，靠的是別人一句一句講給她聽。
福伯講過兩回。頭一回在一九八三年，她上山頂做訪問，訪問做完，老人家送她到電梯口，多講了十零分鐘。第二回在二〇〇九年，跨年飯局散場，他站在頂樓落地玻璃前，又講了一遍。中間隔二十六年，日子，時辰，細節，一個字沒變。第二回講完，他補了一句：“那後生仔，由頭到尾冇喊過一聲。”她問，您怎麼記得這麼清楚。老人望著維港，說，因為第二朝天光，第一個回到車間的，是他。
阿強講過一回。凌晨三點，車間裡那臺中周變壓器，他舉起來給全車間的人看。講完自己先笑，說那雙手，到今日想起來還在抖。
李家港本人，只完整講過一次。十幾年前，一個專訪做完，機器關了，燈還亮著，他坐在原處沒走，多講了半個鍾。那半鍾她壓下沒登，錄音帶鎖到今天。
她把那盒帶從箱裡揀出來。編號她記得，甲字一〇七。標籤是她當年寫的：關機之後，私人時間，不發表。錄音機換了幾代，舊帶放不了，上個月她託工程部的後生改裝了一臺。
帶子轉，先是一段沙沙聲，然後是他的聲，比現在年輕十歲。
“通知書壓在供桌底下，四頁，每頁一枚紅章。我跪到天光。”
“天光的時候，我想明白一件事。廠可以清盤，人不能清盤。三十幾個人肯留下來，不是留給我，是留給這份工。”
“記者小姐，這一段，你不準登。”
帶子裡有個年輕的女聲：“為什麼？”
“登出來，像是我們慘。”那頭的聲停了停，“不用人可憐。人要自己站直。”
楚夢瑤按停，倒帶，從頭再聽一遍。聽完，把帶子放回盒裡，編號朝上。
稿紙一頁一頁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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