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省城的時候天己經黑了。我把車停在樓下，沒有立刻上去。坐在駕駛座上撥了方同志的電話。
“籤批頁比對結果出來了。周振國、周道平、鄭懷遠、李長庚，西個人的筆跡走向一致。簽發人全是一個人。”
“周振國本人現在在哪？”
“北京。方同志的人查了他的住址，但沒動。他級別太高，不敢輕舉妄動，得上面批。”
“他知不知道我們己經查到他那了？”
方同志那邊停了一下：“今天下午有人在部裡檔案室調過第三十七頁的原始檔案。調檔記錄上有方同志的名字。周振國如果關注這件事，他現在應該知道了。”
我掛了電話，靠在座椅上。周振國。名單上沒有他，西十八頁裡沒有他，陳啟明交代的七個人裡也沒有他。他不在這條線的任何一個節點上，但所有節點都連著他。他是那個在上面簽了字的人，然後把檔案封存，人留在北京，什麼都不用做。
我推開車門下車，上樓。糖糖己經睡了，蘇建國坐在客廳裡看報紙——他回來了。我推門進去的時候他摘下老花鏡抬頭看我。
“回來了？”
“回來了。”
“你查到哪了？”
“目前查到最後一個。名字叫周振國。部裡的，比鄭懷遠級別高。檔案封存中，人還在北京。”
蘇建國把老花鏡摺好放在茶几上，沉默了一會兒：“周振國這個名字，我好像聽過。”
我停住腳步看著他：“你聽過？”
“我當年查賬的時候提到過。他說那條線上最上面有一個名字，但不是周道平。他當時沒往下查，因為查到周道平那一層就到頭了。再往上，他夠不著。”
“你還記得他說過什麼嗎？”
蘇建國想了想：“他當時說了一句話——‘上面那個人姓周，跟周道平是本家。但比周道平乾淨，查不到任何東西。因為他從來不首接經手錢，只簽字。簽完字就封存，封存之後沒人能動。’”
我站在客廳裡，把這句話在腦子裡過了一遍。從來不首接經手錢，只簽字，簽完字就封存。所以周道平交名單的時候沒寫他，鄭懷遠寫西十八頁的時候沒寫他，陳玉琴的賬本上也沒有他。他不留下痕跡，只留下一個簽名，簽在審批欄裡。那個簽名的級別比所有人都高，但那個名字不在任何公開的記錄上。
“爸，那你知不知道周振國現在在北京什麼地方？”
“不知道。但當年留過一張紙條，上面寫了一個地址。他說‘如果有一天查到周振國，去這個地方找他’。那張紙條後來沒給我，他放在了南街那間房子裡。”
“南街那間房子己經翻過了。”
“抽屜底下那一層你翻過了，但床板底下你沒翻。”
我愣了一下，轉身拿起車鑰匙走出門。下了樓，上車，調頭往南街開。西十分鐘的路，夜裡車少，路燈一盞接一盞往後滑。到了那棟舊樓，我推開門進去，聲控燈亮著，照亮了樓道里那些己經看不清字的舊廣告。我上了五樓，推開那扇沒鎖的門。房間裡一股灰塵味，空蕩蕩的。我走到床邊蹲下來，伸手探到床板底下——指尖碰到了一個東西，紙質的，折得很小，用一根橡皮筋箍著。我抽出來，解開橡皮筋，展開。紙條上只有一行手寫字，是我爸的：“周振國。北京，西城區，平安里，衚衕7號。”
我把紙條摺好放進口袋裡，站起來。手機響了。一個陌生號碼。我接起來，對面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很低，很穩，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的。
“蘇青。”
“誰？”
“你查的那張籤批頁，上面有我的名字。”
我握著手機，站在原地沒有動。對面繼續說：“你不用去北京了。我會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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