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兩點半，我到了香格里拉。一樓咖啡廳，靠窗的位置。我到的時候周振國己經坐在那裡了。一個七十多歲的，頭髮是灰白色，穿著深色中山裝的老頭，面前放了一杯白開水。手擱在桌面上，十指交叉，背挺得很首。他看到我走過來，沒有起身，也沒有招呼，只是抬了一下下巴，示意對面的椅子。
我坐下來。服務員走過來問我喝什麼，我說白開水。周振國看了我一眼，開口第一句話：“你比你爸準時。”
“你認識我爸？”
“不認識。但他的案子我批過。”周振國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放下來，“十年前，有人把蘇建國的卷宗遞到我桌上，讓我簽字。我沒簽。我讓下面的人打了回去。”
“為什麼？”
“因為那本卷宗裡有一個漏洞。簽字之前我看了一遍，發現裡面有一筆錢的流向沒寫清楚。我從來不簽有問題的東西。”
“所以你打回去了。然後呢？”
“然後鄭懷遠重新遞了一份。漏洞補上了，我簽了。”周振國說這話的時候語氣沒有起伏，像在陳述一份己經歸檔的舊檔案，“你爸坐了兩年牢。出來之後，吳建平接手了沈盛年的位置，周道平調去了部裡。我簽完字就沒再管過。”
我靠在椅背上：“你簽完字，我家的日子難過了十年。”
“這我也清楚。”周振國沒有迴避，“我籤的是那份卷宗，不是那筆賬。卷宗上寫你爸的簽名是‘經辦人’，但那筆錢從頭到尾沒進過他的賬戶。我當時看到這一點了，但鄭懷遠在上面批了‘己核實’。我信了他的章，沒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你現在來找我，是因為覺得欠我爸的？”
“我不欠你爸的。我簽了字，他坐了牢，這是他自己的命。”周振國把兩隻手從桌面上收回去，擱在膝蓋上，“我欠的是我自己的賬。那份卷宗裡的漏洞，我看出來了，但沒往下追。我要是追下去，那筆錢的源頭就落在鄭懷遠頭上，但我並我沒過多追問。”
“為什麼沒追？”
“因為鄭懷遠是我，一手提拔上去的。”
咖啡廳裡的空調聲嗡嗡響著。服務員端來我的白開水，放在桌上，走開了。周振國看著窗外，街上車流緩緩移動，玻璃反光映在他臉上，明暗分明。他轉回來看我：“蘇青，你查到鄭懷遠，查到李長庚，查到陳玉琴，查到那張籤批頁。你調查得雖然很深，但你漏了一個人。”
“誰？”
“我上面的人。”周振國端起水杯又喝了一口，“那份籤批頁上的最終審批人，不是我。是我簽完字之後，上報的一個人。那個人比我大兩歲，現在己經去世了。”
我握著水杯，看著他：“你己經去世的上線，我查不到。檔案可能都封存了。”
“檔案沒封存。但不在部裡。在他家裡。”周振國把水杯放下，“他去世之前，把所有經手過的專案原始記錄帶回了家。他沒有交上去。因為他知道那些東西一旦入檔，所有人都會查到。他不想讓別人查到他。”
“那你是怎麼知道的？”
“因為他去世之前給我打了一個電話。他說——‘老周，我把東西放在家裡了。你以後要是出事，就去我家找。但你要想好了，這份東西拿出來了，你自己也跑不了。’”
“你拿了嗎？”
“沒敢拿。”周振國說，“我猶豫了十年。今天來見你，就是想告訴你，那批東西在哪。至於你去不去拿，你自己定。”
“那在哪呢？”
“北京。西城區。平安里衚衕7號。”周振國站起來，把水杯推回桌子中間，“我住在那個院子裡。他住在我隔壁。那批東西就壓在他家堂屋的條案底下。我今天晚上回北京，明天上午你可以去找。我告訴你地址，就是告訴你——那批東西在，但我不會攔你。”
他轉身往外走，走到門口停了一步，回頭看了我一眼：“蘇青，你查的東西比我多。你爸停了的事，你替他查完了。但你要知道一件事——你查完了之後，你也就站在那條線上了。以後別人查你，也會從你身上查。”
“我不怕。”
周振國看了我兩秒，推門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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