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點，北京西城區平安里衚衕。方同志的人在巷口等著，三個人，一輛車。我到了之後也沒多話，跟著他們往裡走。衚衕窄，兩邊灰牆，牆根底下堆著幾輛舊腳踏車。走到中間，一個院子，門口掛著兩塊門牌——7號，7號旁。左邊的門虛掩著，右邊那扇門鎖著，鎖釦上鏽了，門口的臺階上積了一層灰，踩上去有印子。
方同志的人撬了右邊那把鎖。鐵門推開的時候發出一聲悶響，像是很久沒開過了。院子裡不大，一棵老槐樹，樹底下擱著一張石桌，桌腿旁邊長了一層青苔。堂屋的門沒鎖，推門進去，一股陳年的灰塵味撲過來。屋子裡的東西很少——一張方桌，兩把椅子，牆上掛著一幅舊山水畫，畫底下靠著一張條案。條案是深色的，上面擺著兩隻青花瓷瓶，瓷瓶之間夾著一塊木板，像是用來墊東西的。
方同志的人走過去，把條案上的瓷瓶挪開，搬起那塊木板。木板底下是一個鐵皮箱子，深灰色，巴掌厚，上面掛著一把小鎖，鎖芯生鏽了。方同志的人用工具撬了一下，鎖釦彈開。箱蓋掀起來的時候，鉸鏈發出一聲細響，像什麼東西斷裂了。箱子裡的東西摞得很整齊，用牛皮紙包著，一包一包碼在一起。最上面那一包開啟，裡面是一份專案審批表。表頭的日期是二十年前的三月。審批欄那一頁，經辦人簽字欄寫著一個名字——蘇建國。我拿起來看了一遍。那個簽名的筆跡我認得，但我爸從來沒有在這張表上籤過字。他出事之前那幾天根本沒有經手過這個專案。
我把那張審批表翻過來看背面。背面空白，但紙面邊緣有一道摺痕，像是被人對摺過。我把摺痕展平，放回箱子裡。箱子底下還有更多的東西——賬冊、合同、轉賬回單、手寫的批條，全部是二十年前那批專案的原始記錄。每一份上面都有鄭懷遠的簽字，有幾份上面還有周振國的章。我把那些東西一摞一摞翻過去，翻到最下面那層的時候，手指碰到了一張照片。照片是黑白的，邊角發黃，畫面裡兩個人站在一間辦公室門口，左邊那個是年輕的鄭懷遠，右邊那個年紀更大一點，頭髮梳得整齊，手搭在鄭懷遠肩上。照片背面寫著一行字，墨跡舊了，但每個字都清楚：“老周，這事你辦。辦完就壓。”
字跡跟那張審批表上的“蘇建國”簽名一模一樣。不是我爸的筆跡。有人模仿了我爸的字跡簽在那張表上。模仿的人，是照片背面留言的人——周振國。
我把照片翻過來看了一眼正面，又翻回去看了一眼背面。然後站起來，把那張審批表和照片一起放進資料夾裡，交給方同志。方同志接過去看了一眼照片背面那行字，抬頭看著我。
“筆跡比對的事我馬上安排。”他說，“如果確認這兩行字是同一個人寫的，周振國就不只是簽過字的問題了。他偽造了蘇建國的簽名。”
“他昨天跟我說，他欠自己一筆賬。”我把箱子裡的其他材料整理好，放回鐵皮箱裡，“他簽過我爸的卷宗，但他沒追下去。他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但他沒告訴我——他偽造了我爸的簽名。”
方同志把資料夾收進包裡：“你打算怎麼處理？”
“把材料交上去。周振國的簽名、鄭懷遠的簽字、蘇建國的偽造簽名，全部入卷。”我站起來，看了一眼那張條案，“他昨天說他今天上午在北京。他不攔我。”
走出院子的時候，衚衕裡的陽光己經照進來了。樹影子落在牆面上，細碎地晃著。我站在巷口，撥了顧淮的電話：“拿到了。三大摞原始檔案。裡面有一張偽造的審批表，上面是我爸的簽名，但不是他籤的。籤的人叫周振國。”
顧淮在電話那頭安靜了一拍：“他昨天見你的時候沒說這事？”
“他沒說。他只說他簽了我爸的卷宗，沒追下去。他沒說他偽造了我爸的簽名。”
“那你打算怎麼辦？”
“材料交給方同志。下午回省城。”我回頭看了一眼那扇院門，方同志的人正在給鐵皮箱子貼封條，“周振國可能己經知道我把東西拿走了。他昨天跟我說了一句話——‘你查完了之後，你也就站在那條線上了。以後別人查你，也會從你身上查。’”
“什麼意思？”
“意思是讓我知道，我如果動了這條線的人，我自己也會被別人動。”我拉開車門坐進去，“我動之前也想到了，所以我並不怕。
我掛了電話，發動引擎。車駛出衚衕，匯入主路。後視鏡裡那個院子越來越小，被街邊的樹影吞掉了。手機亮了一下，方同志發來的訊息：“周振國的筆跡比對己經安排了。另外，他昨天下午回了北京，今天上午沒有出門。他人在家裡，沒有攔你。”我把那條訊息看了兩遍，鎖屏，把手機放在副駕座上，踩下油門往南邊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