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沈從周那個人，比你查過的所有人都難對付。他不貪錢，不簽字，不留檔案。他只用電話。當年你爸查到的所有證據裡，沒有一個字是沈從周寫的。他把所有事都交給周道平、鄭懷遠、李長庚去做，自己坐在老家喝茶。你去見他，他可能什麼都不承認。”
“那我也得去。”
蘇建國看了我兩秒，點了下頭。他從口袋裡掏出老花鏡盒，拉開拉鍊，裡面夾著一張對摺的紙條。他把紙條拿出來遞給我：“你爸當年留的。沒給你，給我了。他說如果有一天你去查沈從周，就把這個帶上。”
我展開紙條。上面寫著一個地址——徽州，績溪縣，龍川鎮，水街17號。底下還有一行字，是我爸的筆跡：“沈從周每天早上六點去水街吃豆腐腦。一個人。不帶人。”
我把紙條摺好放進口袋。第二天早上七點，我上了高速。徽州方向，西百公里，西個小時。方同志的人本來要跟著，我沒讓。沈從周退休十五年，身邊沒有一個人。他不見客，不見媒體，不見省裡來的人。周道平去了他都不一定開門。我去，他可能會見。
下午兩點，車進了績溪縣。龍川鎮在水街旁邊，一條窄河穿鎮而過，兩岸是老房子，青石板路，橋頭有一棵大樟樹。我把車停在鎮口，走進去。水街17號在巷子中間，門面不大，黑漆木門，門口擱著兩盆蘭花。我抬手敲了三下。門開了，一個老人站在門裡。七十多歲，頭髮全白，穿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藍色對襟褂子，手裡端著一碗豆腐腦。他看了我一眼。
“蘇青？”
“你認識我？”
“你爸當年寄過一張照片給我。”沈從周側身讓開門口，“進來吧。豆腐腦剛買的，趁熱吃。”
我走進去。院子不大，一棵桂花樹，石桌石凳。他把豆腐腦放在桌上，坐下來，推了一碗給我。我坐在他對面，沒動筷子。
“你爸當年查到我的電話，沒查到我的地址。那張照片寄到我這裡之後，我就知道有一天你會來。”
“你早知道我要來，為什麼不走？”
“走什麼？我七十多了，走了十五年，走夠了。”沈從周舀了一勺豆腐腦，慢慢嚥下去，“你爸當年查沈盛年那筆賬，查到一半停了。你知道他為什麼停？”
“因為我。”
“對。我給他打了個電話，提了你的名字。他就停了。”沈從周放下勺子，看著我，“你現在坐在這裡，我也給你兩個選擇。第一個，你把桌子上的豆腐腦吃了，回去，這件事到此為止。你爸的案子己經翻了，公司也穩了，孩子也大了。你不缺什麼了。”
“第二個呢？”
“第二個，”沈從周把碗往前推了推，“你帶走這塊豆腐腦的碗。碗底下壓著一份東西。你拿走了，這條線就能一首查到最上面。但你查完之後，你自己也就站在最上面了。”
我低頭看了一眼那隻碗。碗是粗瓷的，白底藍花，碗沿有一道細裂紋。我伸手把碗端起來。碗底下壓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三個字：“國信辦。”底下還有一行更小的字，是一串電話號碼。
“國信辦是什麼？”
“你查了三年，所有線最後都匯到同一個地方。那個地方，不在省裡，不在部裡，不在你能想到的任何機構裡。它不在任何檔案裡。”
我把紙條摺好放進口袋，把碗放回桌上。站起來走到門口，回頭看了一眼沈從周。他還坐在石凳上，端著那碗豆腐腦，慢慢舀著。我推門走出去。巷子裡的風吹過來，帶著桂花葉的澀味。我站在巷口，拿出手機撥了方同志的電話：“方同志，幫我查一個號碼。歸屬地北京，但我不確定在哪個區。”
“什麼號碼？”
我把紙條上的號碼報了過去。方同志那邊安靜了兩秒，然後說了一句：“蘇青，這個號碼，我見過。”
“在哪見過？”
“陳玉琴那本賬本的封底。夾層裡有一頁紙，上面只寫了這個號碼，沒寫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