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曉忽然明白了包拯為什麼說“時機不對”。這件案子再往下查，牽出的將不再是秦福這個級別的內奸，而是一個前任知府、現任三司使在江寧留下的一整套利益網路。如果包拯確定要回京，在眼下這個當口把這個蓋子掀開，朝堂上會怎麼反應？
張方平是朝廷重臣，更是蘇軾的伯樂，在朝中人脈深厚，動了張方平，就等於動了整個慶曆舊臣的圈子。包拯若是在離任前夕掀起這樣的大案，不但得不到朝廷的支援，反而會被彈劾為“越權滋事”“不顧大局”。到時候他走不了，江寧的局面也收拾不了，最終只會落得兩頭不是。
可她不是包拯。她沒有升遷的壓力，沒有調令的約束，不需要對朝堂上的任何一派負責。她只是一個私名胥吏，一個連正式編制都沒有的“臨時工”。
沒有人會注意到她在做什麼，也不會有人把她放在眼裡。如果她非要去碰，碰了之後怎麼辦？就算她查出了真相，拿到了證據，誰來接手這個案子？包拯嗎？顯然不是。
他已經明確告訴了她，那還能有誰？江寧府的推官、判官，哪一個敢動前任知府的利益網？就算她把證據整理得清清楚楚，擺上府衙的案頭，最後也不過是被人壓進架閣庫的角落裡積灰，成為又一個“容後再議”的死檔。
真的要就此作罷嗎？
她的手指在桌沿上輕輕敲了兩下，目光落在那疊資料上，許久沒有翻頁。
查，她不甘心就此作罷；不查，擺在眼前的是一道無解的難題——就算她把證據鏈理得再清楚，沒有人接，一切都是白費力氣。
掌櫃一直站在旁邊整理木架上的標籤，看似專注，餘光卻始終沒有離開她的側臉。他見她沉默良久，將手裡那摞信札擱回架上，想了想，又轉身走到閣樓最深處那隻上鎖的鐵櫃前，從袖中摸出一把細長的銅鑰匙，開了櫃門，取出一封信來。信封是普通的毛邊紙，沒有封蠟，沒有印章，只在正面寫了“明曉親啟”四個字。
字跡歪斜不羈，明曉接過信，一眼就認出了那字跡的主人——是顧時。
他的病好了？竟然還能寫信了？
她拆開信封，抽出信紙，才發現裡面的字跡與信封上截然不同——端正工整，是旁人代筆的官楷，應該是顧時口述、旁人謄錄的。信不長，內容卻讓她眉頭越皺越緊。
“江寧諸事，已悉。汝所查之案，牽扯甚深，非汝一人之力可挽。然作惡者理應有報，汝且放心去查，凡事有清風樓為汝周旋。唯有一事，汴京《時報》近日銷量銳減，坊間新出數家小報，爭相模仿吾報之體例，京中中無人主持編務，望汝得閒時相助。若有良策，速寄汴京。”
明曉將信紙擱在桌上，盯著那幾行字看了好幾遍，臉上的表情從凝重變成了冷笑，又從冷笑變成了無奈。
她就知道！
顧時這人，根本不可能白給她任何好處。她來找他要情報，他卻早就把情報準備好了，不是白給的，是用條件換的。什麼“清風樓為汝周旋”，什麼“凡事有清風樓庇護”，聽著好聽，實際上都是交易。
他的後續《時報》在汴京被同行圍剿，銷量腰斬，她原來的的排版、欄目設計、新聞標題，都是這個時代沒有的東西，正是他需要的救命稻草。
她將信紙摺好塞回信封，沒好氣地問道：“你家郎君還說什麼了？”
掌櫃接過信封，小心翼翼地放回鐵櫃中，語氣平靜：“汴京那邊的《時報》確實遇到了不小的麻煩，原本《時報》的發行量能獨樹一幟，郎君又為了維持《時報》的聲譽，不肯報假訊息和八卦。誰知近來有幾家新報，專門模仿《時報》的體例，內容卻比《時報》更激進更另闢蹊徑，什麼‘某路轉運使侵吞官糧’、‘某州知州賣官鬻爵’，真真假假摻在一起，市井百姓最愛看這種訊息，這一來，《時報》就被搶了大半的讀者，銷量一下子被衝沒了大半。郎君找人嘔心瀝血寫了多篇文章反駁，但因言辭太過激烈，反而被同行抓住把柄，說他‘收錢洗地’‘替貪官說話’，一時之間，《時報》的名聲反倒更差了……”
掌櫃給明曉又倒了杯茶，然後在一旁坐了下來。
明曉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滾燙的茶湯在舌尖上打了個轉，她卻沒有立刻嚥下去。顧時這封信，她並不意外。當初在辦《時報》的時候，她就提醒過他，小報的內容定位是生存的根本。那時候她堅持把內容控制在民生娛樂、市井趣聞、詩文唱酬的範圍內，偶爾穿插一點科舉動態和時文點評，絕不碰朝政，絕不點官員的名，最多就是有一些隱晦的批判文章，以探討學政改良的姿態出現，言辭溫和，引經據典，讓想找茬的人都無處下手。
民間小報才剛剛興起，官府還沒有大規模嚴打，這是一塊幾乎空白的市場。空白就意味著誰先站穩腳跟，誰就能吃下最大的份額。以前肯定也有人想過做這個生意，但要麼是資金不夠，要麼是資訊網鋪不開，要麼是內容太枯燥沒人看。顧時的《時報》背靠清風樓的情報網，資金充裕，資訊源廣，本來應該是碾壓式的優勢，偏偏競爭對手眼紅，隨意傳播假訊息，這就不單單是生意上的競爭了。
如果放在現代，這個問題的解法其實很清晰。
她的思緒漸漸聚攏。首先，必須跟所有模仿者做徹底的切割。那些模仿者靠什麼搶讀者？靠敢罵，靠爆所謂的猛料，靠挑動讀者的情緒。他們的讀者是被“某某轉運使貪汙”“某某知州賣官”這種標題吸引過來的，這些讀者並不在乎訊息是真是假，他們在乎的是茶餘飯後有談資。而顧時用寫文章反駁的方式來應對，等於是把自己跟模仿者放在了同一個擂臺上——對方出什麼招，他就接什麼招。可這個擂臺本身就是對方搭的，他接一招就輸一招。唯一的破局方式，是從擂臺上跳下來，換一個完全不同的遊戲規則。讓《時報》從“敢說話的小報”變成“江寧乃至汴京最可信的訊息來源”，把公信力做成核心競爭力，讓讀者形成一種本能反應：別的報紙可以當故事看，但真要信，還得看時報。當讀者想要確鑿的訊息時，第一個想到的是《時報》，而不是那些譁眾取寵的模仿者。
公信力不是靠說“我比別人可信”就能建立起來的，必須要在每一個報道的細節上體現。比如建立一套嚴謹的核查制度，資訊來源要標註清楚，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還是據何人所說；時間地點要精確到日、到坊、到街；涉及數字的報道，必須給出原始出處。這套做法在現代社會是任何嚴肅媒體的基本規範，但這是在北宋，沒有任何一家民間小報會這麼做。
其次，要從“報道者”變成“服務者”。那些模仿小報只會告訴讀者“發生了什麼”，但《時報》可以告訴讀者“這對你意味著什麼”。米價漲了，不要只報一個數字，去採訪糧商、漕運腳伕、公廚採買，告訴讀者為什麼漲、還會不會繼續漲、如果繼續漲普通人家應該怎麼應對。春闈臨近了，不要只登考試日期，去採訪府學生員、歷年考官、書鋪老闆，告訴讀者主考官的文章喜好、府學內部流傳的押題範文、市面上哪些參考書是濫竽充數哪些是真正有用。這些資訊對江寧百姓和學子來說，比看一千條“某轉運使貪腐”的新聞都更有價值。
第三，在當下的形勢下，關於時政的話題若實在要碰，不能像其他小報那樣點名道姓、捕風捉影。必須給自己定下規矩：不點名、不指控、不站隊。就事論事，只分析政策本身的利弊，不評價官員個人的好壞。一旦發現事實核查不透過的報道，就在下一期的固定位置發更正。這種透明度和責任感，在這個時代是聞所未聞的，但正是因為沒有做過，才足夠獨特，足夠讓讀者信任。
她思量了一會兒後，根據在現代社會的耳濡目染又在最後加了一條，用於應對品牌形象危機，採用拆分互搏的策略，若再遇抹黑的情況，不如干脆自己和自己打擂臺，將民生娛樂等親民欄目、嚴肅新聞與時政評論全部拆分開，用不同的團隊、不同的渠道去覆蓋不同的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