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元被帶上堂時，堂下旁聽的百姓不約而同地安靜了下來。她昨夜被煙火燻傷了喉嚨，走路時還有些虛浮，手上纏著紗布，臉上被濃煙燻出的灰黑已經清洗乾淨，露出底下端秀而蒼白的臉龐。她跪在堂下，姿態不卑不亢，那把昨夜握在手中、磨得鋥亮的菜刀已經不在了，但她往堂上一跪，便自有一種不容輕視的分量。
包拯問她王虎平日待她如何，孟元垂著眼簾，聲音沙啞，卻字字清晰：“王虎確實經常來攤上吃餛飩，言語上多有輕浮，也曾送過首飾銀兩，民婦從未收過。但除此之外，他並未做過什麼真正出格的事。摔碗碟那回，他是喝醉了酒，事後也賠了錢。民婦不覺得他有什麼惡意。”
這番話從她嘴裡說出來，分量和方才三個街坊證人截然不同。她是當事人，是被糾纏的那個，若連她都說王虎沒有惡意，那旁人還有什麼好說的？堂下百姓的議論聲漸漸大了起來，已有人在說王虎是被冤枉的。
包拯問她錢萬通待她又如何。孟元沉默了片刻，再開口時語氣裡多了幾分隱忍的怒意：“錢萬通每次來江寧都會到民婦攤上，言語輕佻，動手動腳。有一回他拽著民婦的手腕不放，是王虎路過替民婦解了圍。民婦心裡感激他。”
明曉站在胥吏佇列中，聽到“王虎路過替民婦解了圍”這句話時，心頭那股違和感驟然炸開，像一道閃電劈開了她腦中盤根錯節的線索。
王虎路過替孟元解圍，這種事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一個在街坊口中糾纏孟元大半年的惡霸，真的只是在糾纏嗎？那些看似騷擾的舉動，若換一個角度看，更像是在替她站崗。他頻繁出現在餛飩攤，少則三日一次多則日日都去，不是去騷擾，是去守著。他深夜醉酒叫罵摔碎碗碟，不是借酒發瘋，是做給附近的人看，讓所有人都以為他在糾纏孟元，讓所有人都以為孟元孤立無援，讓藏在暗處的人放鬆警惕。
明曉將目光從孟元身上移開，落在王虎跪在堂下的背影上。他方才的支吾、冒汗、委屈、悲憤，全都是演給堂上所有人看的。他的真實目的從來不是洗白自己，而是把所有注意力都引到錢萬通身上，然後順理成章地孟元替他作證。
她腦中那些盤根錯節的線索在這一瞬間全部串了起來。從餛飩攤前王虎調戲孟元被她當場擰了胳膊開始，到昨夜在染坊裡王虎綁了她要燒死她，再到他衝進火場救出孟元，每一幕她都親眼所見。她一直以為王虎是反派，是這條偽幣洗錢鏈上的中間人，是糾纏孟元的惡霸……可如果這一切都是演的呢？
如果餛飩攤前的調戲是做給街坊看的，是為了讓所有人都知道王虎和孟元關係惡劣，讓藏在暗處的人以為孟元孤立無援？如果染坊裡的綁架和滅口是做給陳江背後那些人看的，是為了讓王虎繼續扮演“替上面人辦事”的惡棍，從而套出更多的內幕？如果昨夜衝進火場救人是這場戲的最後一幕，是為了讓今天的公堂上所有的證人都能理直氣壯地說出同一句話，“王虎救過孟元的命，他不是壞人”？
她忽然想起昨夜在石獅子旁邊，陳江說“再等等”。她當時不知道他在等什麼，現在她知道了。他在等今天的公堂，等孟元當堂作證，等所有的證人一致翻供，等王虎的脫罪邏輯在包拯面前被完整地鋪展開來。而王虎剛才在堂上那番慷慨激昂的表演，從頭到尾都不是為了洗白自己，而是為了把所有注意力都引向錢萬通。
果不其然，包拯順著孟元的話頭，將案卷翻到了悅來客棧命案的那一頁。他問孟元，錢萬通死之前那幾天，她在餛飩攤上可曾見過什麼異常。孟元略作回憶，說錢萬通死前兩天來過她攤上，當時王虎也在。
錢萬通喝了些酒，說了些不三不四的話，還想動手，是王虎攔住了他，兩人就在攤子前吵了起來。錢萬通揚言要讓王虎在江寧做不成生意，王虎也放了狠話。她當時嚇壞了，是隔壁蒸餅攤的趙老漢幫忙勸開的。她說完又補了一句，聲音沙啞卻異常清晰：“民婦記得很清楚，那天錢萬通走的時候，手腕上戴著一條很粗的銀鏈子。可第二天聽說他死在客棧裡，那條銀鏈子就不見了。民婦一直在想，會不會是有人見財起意……”
包拯問她還記不記得那條銀鏈子的樣式，她想了想，說鏈子上掛著一枚銀鎖，鎖面上刻著一個“錢”字。這條銀鏈子從未出現在張捕頭的勘驗筆錄裡，錢萬通的遺物清單上也沒有記載，要麼是兇手拿走了，要麼是根本沒丟，而孟元能如此篤定地說出樣式，說明那條銀鏈子確實存在，並且她確實親眼見過。
那麼銀鏈子去了哪裡？是誰拿走的？王虎，還是另有其人？而孟元選擇在此時當堂說出這件事，是在替王虎洗脫嫌疑，還是在不經意間為包拯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追查方向？
明曉站在胥吏佇列中，看著孟元那張蒼白而平靜的臉，覺得自己在這樁案子裡，從頭到尾都被人牽著鼻子走。
她本以為包拯會順著孟元方才提到的銀鏈子繼續追問下去，那條刻著“錢”字的銀鎖鏈子從未出現在張捕頭的勘驗筆錄裡，是全新的線索，按邏輯應當趁熱打鐵才對。可包拯只是微微點了點頭，將銀鏈子的事記在了案卷旁側，便合上了悅來客棧命案的卷宗，轉而拿起了許恆呈上來的那本賬冊。
“傳孫適、刁珪上堂。”
孫適是被兩個衙役架著拖上來的。他昨夜被吊在老槐樹上大半夜，又被濃煙燻得去了半條命，髮髻散亂，嘴角那道被李念安打出來的淤青在晨光下格外扎眼。但他站到堂下時，還是下意識地整了整被扯破的青衫衣襟，像是在整理一件早已不復存在的體面。刁珪跟在後面，依舊是那副見人先帶三分笑的和善面孔，只是那張圓滑的臉上再也掛不住滴水不漏的從容，眼角的細紋在燭光下顯得格外深刻。
包拯將賬冊翻到其中一頁，讓書吏當堂念出。
那一頁記錄的是今年八月的五筆撥銀，每筆一百貫，總計五百貫，全部撥付給城南文寶齋，用於印製明年春闈的經義範本和時文集。但許恆核對過的入庫記錄顯示，文寶齋實際收到的紙張只有不到三成是宣州楮皮紙，其餘七成全是福建汀州的劣質黴紙，市價不過每刀四百文，與賬面上每刀一貫二百文的採購價之間，光這一筆採購就有一百八十貫的差價不知去向。書吏唸完，包拯問孫適這筆採購是誰經手的。孫適支支吾吾，目光不由自主地飄向刁珪。刁珪立刻介面說所有采購都是按前任知府張方平定下的規矩辦的，他只是照章辦事，至於紙張被調包，他一概不知，定是文寶齋從中做了手腳。
包拯沒有追問。
他只是從卷宗中抽出另一份檔案，那是文寶齋庫房的查抄記錄，上面白紙黑字地寫著，文寶齋庫房裡除了大量未經報備的私刻範本和那套私鑄錢範之外，還有幾本破舊的賬冊，其中一本記錄著文寶齋日常的紙張採購和油墨消耗。今年九月十三日，文寶齋從陳記綢緞莊購入“宣州楮皮紙”若干，備註欄裡寫了兩個極小的字：“代存”。而陳記綢緞莊的東家正是陳江。包拯的目光從刁珪臉上掃過，問道，文寶齋是刻書坊，為何要從綢緞莊採購紙張？刁珪的額頭開始冒汗。
包拯又拿起第三份檔案，那是李琮和張諮在府學刻書坊倉庫裡發現的那批發黴紙張的詳細記錄。紙張的包裝上印著宣州同慶坊的戳記，但拆開后里面的紙張質地粗糙、簾紋粗疏，還有一股黴味。更蹊蹺的是，包裝上除了同慶坊的戳記，還有一個模糊的油布標籤，上面依稀能辨認出“汀州”字樣。包拯將這份記錄輕輕擱在案上，抬起眼，目光沉靜如水，語氣裡卻多了一種審案多年的老刑名特有的、不急不緩的節奏，宣州的紙，怎麼會貼著福建汀州的標籤？孫適的雙腿開始發抖，而刁珪臉上那副掛了多年的面具，終於出現了第一道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