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鐘還沒響，沈若蘭就醒了。手機螢幕亮著——凌晨四點五十。她摸黑穿好衣服，把鐵盒子裡的照片塞進帆布包。出門前她回頭看了一眼熟睡的小寶，帶上了門。
今天，她要去查自己的來歷。
早上五點半天剛矇矇亮，周國強就到了沈若蘭家樓下。
沈若蘭早早就醒了，她穿了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外套，揹著一個帆布包，包裡裝著鐵盒子裡的收養交接書照片、一個筆記本和兩瓶礦泉水。
她鎖好門下樓，周國強已經站在一輛銀灰色的麵包車旁邊等她了。
“上車吧，我訂了六點二十的長途車。”
“這麼早？”
“早去早回，今天要把事辦完。”
長途車從縣城出發，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到鄰市。車上的暖氣不太管用，沈若蘭把外套裹緊了一些，從包裡掏出手機，把收養交接書的照片又開啟看了一遍。
她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遍了。一百遍？兩百遍？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感受。第一次看是震驚，第二次看是憤怒，第三次看是一種冷靜的審視——她在尋找每一個可能的破綻。
照片上那些手寫的字跡，那些蓋章的印記，那些被摺疊過的痕跡——每一個細節她都記住了。但她總覺得還缺了什麼。
周國強坐在她旁邊，閉著眼養神，但沈若蘭知道他沒睡著——他的右手一直在膝蓋上敲著，那是他思考時的習慣動作。
到了鄰市汽車站，兩人出了站，在路邊吃了碗餛飩當早飯。周國強放下筷子擦了擦嘴：“我之前聯絡了一個老戰友，他在鄰市的一個派出所幹戶籍，還在職。
我跟他打過招呼了，讓他幫忙查1990年到1995年的暫住登記。”
“能查到嗎？”
“試試看。那個時候的檔案都是紙質的，不一定都在電腦裡。但如果有底冊的話，應該還能翻到。”
他們坐公交車去了那個派出所。派出所是一棟舊的三層小樓，外牆上的白漆已經發黃脫落。周國強的老戰友姓劉，四十多歲，頭髮剪得很短，看起來精神利落。
“老周，好久不見。”劉戶籍把兩人帶進了檔案室，指著角落裡一排鐵皮櫃子，“九零年到九五年的暫住登記在這裡面，我提前翻了一下，沒有找到王桂芬的名字。”
“沒有？”沈若蘭心裡一沉。
“有幾種可能。”周國強不慌不忙地說，“第一種，她用的是假名字。第二種，她根本沒有登記暫住——那個年代管理沒有現在這麼嚴，很多人不登記照樣住著。”
劉戶籍翻了翻手裡的記錄本：“還有一種可能，她是以別人家屬的名義登記的，不顯示她本人的名字。”
周國強點了點頭：“行，這個先放一放。我們還要去一趟臨鎮。”
臨鎮在鄰市的西邊，坐中巴車要四十分鐘。沈若蘭上次來過一次，但沒有進去那個診所。這次周國強帶她直接去了。
診所已經關門了。捲簾門上貼著一張褪色的紙條，寫著“搬遷”兩個字。門前的臺階上長了青苔，旁邊有一棵老槐樹，枝幹粗得要兩個人才能環抱。
周國強在鎮上打聽了一番，找到了孫德明老醫生的家。老人家住在鎮子東頭一個小院子裡，院子裡種著幾棵蔥，還有一棵石榴樹。
“孫醫生，又來打擾您了。”周國強站在門口說。
孫德明今年七十多了，背有些駝，但眼睛還挺亮。他認出了周國強：“上回你來問王桂芬的事，後來我一直想著呢。”
“您還想起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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