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盛夏的暑氣尚未完全褪去，紫禁城裡的蟬鳴已經持續了整整一個夏天。乾清宮暖閣的門窗緊閉，為的是把那種聒噪的聲音隔絕在外面。但這天下午，洪天貴福坐在御案後，面前攤著一份已經批好的命令，硃筆的墨跡剛乾不久。
“發出去吧。”他對曾紀澤說。
當天傍晚，幾封密電從北京發往全國各地。一封發往蘭芳省的港口排程中心，一封發往南部戰區司令部，一封發往聯合艦隊總部，還有一封最長的，發往蓬萊東陽城的。
命令很簡單：第一階段計劃正式啟動。
八月中旬，蓬萊。
八月的蓬萊，溼熱難耐。太平洋的季風從東南方向吹來，帶來充沛的雨水和令人窒息的潮氣。這片曾經叫日本的土地，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勞工集散地，每一個被劃定的“管控區”都在做著同一件事——調配人力。
青悔罪站在東陽城首府大樓的頂層辦公室，俯瞰著這座曾經叫東京的城市。
他在蓬萊待了這麼多年。從最初的混亂鎮壓，到後來的秩序重建，再到如今的精密管理，他把這片土地上五百萬人的命運牢牢地攥在了手裡。
他制定的規則無人還僭越。不準組建村落，不準單獨出行，不準在外滯留，不準相互溝通說話，不準私藏鐵器，不準上學識字，不準抬頭走路，不準走出管控區。結婚需要提前申請，必須說漢語，要不然就閉嘴當啞巴。這些規則被濃縮成一句順口溜，在管控區裡廣為流傳：“八不一提一說，違反一條命不活。”
他的臉上那道刀疤在陰天的光線下格外醒目，像是刻在皮膚上的某種警示。
他的桌子上，放著一份剛批完的檔案。那是第一批五萬勞工的調撥令。
“人齊了嗎？”他問。
站在他對面的副手是個三十多歲的軍官，面容冷峻，回答簡潔利落：“報告，蓬萊各管控區已經按要求完成了第一批五萬人的集結。分別從廣島、名古屋、仙台、大阪四個集散地出發，目前已經在港口登船完畢。”
“好。”青悔罪終於轉過身來，拿起桌上的檔案，“讓船隊出發吧。計劃不能延誤。”
蓬萊的勞工們，是在一個個昏暗的清晨被裝上船的。
廣島港，停著三艘龐大的貨輪。船艙是改建過的，原本用來裝貨的空間被臨時加裝了上下三層的鐵架床鋪，一層疊著一層，像沙丁魚罐頭一樣密集。沒有窗戶，只有天花板上一盞昏暗的燈，和幾個拳頭大小的通風孔。
勞工們排著隊，在持槍衛兵的監視下，一個一個地走進船艙。沒有人敢說話。
這些勞工大多是青壯年男性，也有少量婦女和半大孩子。他們穿著統一的灰色粗布衣服，腳上是草鞋或光腳，每人揹著一個薄薄的包袱，裡面裝著兩三件換洗衣裳和一塊幹餅。他們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更多的是茫然和麻木，像一群被趕進圍欄的牲口。
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低著頭走進船艙，在角落裡蜷縮下來。他是大阪某個管控區的前小學教師，曾經教過孩子們讀寫日文。但現在他一個字都不能寫，一個字都不能說。他學了一年漢語，勉強能聽懂“站好”“排隊”“走”等幾個簡單的詞。他不是沒有反抗的念頭，但他親眼見過反抗者被當眾絞死，屍體掛在管控區門口示眾三天。從那以後，他連抬頭走路都不敢了。
“你在磨蹭什麼！”一個衛兵用漢語喝斥，手裡的槍托在他背上推了一把。
他踉蹌了一下，撞在鐵架床上，生鏽的鐵管硌得他肋骨生疼。他不敢吭聲，順從地縮進了角落。
船艙的鐵門“咣噹”一聲關上，世界陷入了昏暗和沉悶。黑暗中，有人低聲抽泣，但很快就被旁人捂住了嘴——聲音傳出去，是會死人的。
船隊緩緩離港，駛向南方。
第一批五萬勞工，分三批前往不同的目的地。按照計劃：一萬人留在西澳大利亞的瓊斯港，參與港口建設和礦產開發；一萬人前往塔斯馬尼亞，進入礦山挖煤和鍊鐵；一萬五千人去了昆士蘭，修建那條從布里斯班通往南方的鐵路；剩下的一萬五千人留在新南威爾士，分散到悉尼及周邊的農場、礦場和建設工地。
遠洋航行。途經南洋、跨越赤道、繞過澳洲大陸的西海岸，最終全部抵達各自的港口。旅途中死了不少人——暈船病死的，營養不良死的，被毆打致死的，還有兩個試圖跳海逃跑被衛兵開槍打死的。死了的，被扔進海里，沒有任何記錄，彷彿他們從未存在過。
倖存者下了船，被管事的人分配到各個工地。他們住進簡陋的工棚，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吃著最差的食物，幹著最重的活，沒有休假，沒有自由。唯一比在蓬萊強一點的是——這裡的監工雖然嚴厲，但至少不會因為“抬頭走路”就絞死人。
到了十月中旬，亞歷山大·斯圖爾特發來了一封電報。他自稱“建設進展順利”，但“人手仍顯不足”，“希望能再增加三萬名勞工”，“澳大利亞的大門向天國敞開”。
政務院接到電報後，當天就做了回覆：同意。發文到了蓬萊，青悔罪又簽署了一份調撥令。第二批三萬勞工，十一月初從蓬萊出發，同樣經過漫長的航行，在年底前抵達了新南威爾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