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暉醫院東門外的銀杏樹下，停了一輛黑色轎車。
這輛車停在那兒己經不是一時半會兒了——據傳達室大爺的觀察記錄，從早上八點到現在，這輛車至少熄了三次火又重新發動，每次熄火之後車裡的人就低頭看手機，看完手機又抬頭往醫院東門的方向看，看完又低頭看手機，迴圈往復。
傳達室大爺對這種行為做出了精準判斷：不是來接病人出院的，不是來送外賣的，不是網約車，是來找人的，而且要找的人大機率不知道他要來。
車門終於在午後一點左右打開了。
銀杏樹正是一年中葉子最濃密的時候，正午陽光從層層疊疊的扇形葉片間漏下來，落在車門上，落在那雙剛踏出車廂的深棕色皮鞋上。
皮鞋擦得很亮，鞋底踩在人行道的水泥磚上幾乎沒有聲響。
從車裡出來的人一身深藍色定製西裝，領帶是銀灰色，領帶夾是一枚極簡的鉑金條。
頭髮往後梳得整整齊齊，戴著一副無框眼鏡，左手腕上的機械錶在陽光下閃了一下。
他站首之後先扣上西裝釦子，然後抬頭看了看晨暉醫院東門的牌子，臉上露出一種“好久不見”的表情。
不是那種旅人歸來的近鄉情怯，是一個離開很久的人看到一件舊物還在原處時，嘴角不自覺地微微動了一下。
陸驍，三十二歲，顧深在華爾街時期的合夥人。
他們一起管過一個百億規模的對沖基金，一起在紐交所的交易大廳裡站過無數個開盤的早晨，一起在凌晨三點的辦公室裡對著螢幕牆分析過全球市場的波動率曲線。
首到顧深說他要走。
顧深走的那天，陸驍在辦公室坐了一整晚，把兩個人過去幾年做的所有交易記錄從頭到尾翻了一遍，然後對著空蕩蕩的螢幕牆說了一句：“這人是不是有病。”
現在這個“有病”的人正在神經外科走廊裡。
顧深剛從手術室下來，洗手服外面套著白大褂，袖口捲到手肘，手裡拿著一杯涼透的黑咖啡。他在走廊裡和陸驍面對面站著的姿勢很有意思——他站在自己辦公室門口，身體微微側向門框，像是隨時準備結束這場對話回去寫手術記錄。陸驍站在他對面，公文包拎在左手，右手指尖捏著那個牛皮紙檔案袋的封口處。兩個人之間的距離大概三步——和當年在紐交所辦公室裡討論倉位配置時的距離一模一樣。
“顧深。好久不見。”陸驍把公文包放在走廊的塑膠座椅上，伸手。
顧深和他握了一下手，點了下頭：“你怎麼找到這兒的。”
“你們醫院上週發了篇新聞稿——‘晨暉醫院神經外科成功完成一例高難度顱底腫瘤切除手術’。我在配圖裡看到了你的手。拿手術刀的手勢和你以前拿馬克筆畫K線圖的時候一模一樣。”
顧深沒有說話。陸驍把牛皮紙檔案袋放在他辦公桌上，厚厚的，封口處的棉線繃得有些緊，顯然塞了不少東西。“醫療產業基金。首期規模五十億，投成熟期醫療科技和專科醫院。管理團隊己經搭建完畢，LP結構也快落地了。你來當管理合夥人。”陸驍拉過那把塑膠椅坐下，膝蓋幾乎碰到辦公桌的側板，“條件隨便開——比你在紐交所時的股份比例高三個點。”
顧深把檔案袋推回去，動作不快不慢，和他推任何一份不需要存檔的病歷沒有區別。“不感興趣。”
“你看看再說。”陸驍沒有接檔案袋，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不看基金，看你自己。你在醫院待了兩年多，夠久了。以你的能力，在這裡每天做開顱手術、寫病歷、給學生改論文——這些事你當然能做得好，但你能做的遠不止這些。我知道你離開華爾街不是因為能力不夠，是因為你不想再算錢了。但這個基金不是炒外匯不是做空，是投醫療實體。你可以在更大的盤子上做你擅長的事——資源配置、風險建模、長期價值發現。和你在醫院做的事本質上一樣，但槓桿率不同。”
顧深把咖啡放在桌上，咖啡杯底在桌面上發出極輕的一聲磕響。他沒有坐下，靠在辦公桌邊上，雙手交叉抱在胸前。這個姿勢和他當年在紐交所聽分析師彙報倉位配置建議時的姿勢一樣——冷靜、專注、不動聲色。
“方案是你寫的還是團隊寫的。”
“我寫的。從去年年底開始做框架，改了七版。”
“風險折現率用的是哪個模型。”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修正版。加了醫療政策變數。”
“遠端醫療板塊的回報週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