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臨淵市精神病院一級監護區。
江尋獲得一級監護許可權己經整整一年。這天上午，院方召開了一次例行評估會，參加會議的有他的主治醫生、心理評估師、護士長老周，以及作為外部顧問列席的陸辰逸。評估會的議題很簡單：根據江尋過去一年的行為表現和心理評估資料，討論是否建議法院將其監護級別從一級進一步下調為二級——二級意味著他可以被考慮轉入開放病區，獲得更高程度的活動自由，包括獨自使使用者外空間和有限度地參與社群活動。
主治醫生在陳述評估資料時使用了“超預期”這個詞，但語氣很謹慎。心理評估師在報告裡引用了互助小組資料和來自蘇敏、宋渡、時渡、郭池的第三方觀察記錄，認為“持續的社會功能重建己經不依賴於控制環境，而是在自發維持”。
陸辰逸坐在角落裡，全程沒有說話。評估會結束時，主治醫生問他有沒有補充。
“他養綠蘿三年多，從三片葉子養到爬滿半個房間。去年他學會用自己喝水的杯子澆水，不再用量杯。今年他開始把綠蘿的側枝剪下來送給別人——宋渡的窗臺上有一盆，時渡的蘆薈旁邊有一盆，蘇敏的小組活動室裡也有一盆。都是同一株母體的側枝。我不知道這算不算‘社會功能重建’，但我知道三年前他只會遞刀。”
評估小組在討論後決定：提請法院審議監護級別下調。決議不是最終結果，需要法院批准，預計需要一到兩個月。但老周在散會後推著藥車經過陸辰逸身邊時壓低聲音說：“去年這時候他還在用密碼跟你寫紙條。今年他媽帶了塌掉的蛋糕，他把草莓片留了一片給你。冰箱裡。他說你不吃甜食，但會為了他嘗一口。”
評估會結束後，陸辰逸沒有立刻去監護室，而是繞到花園外站了片刻。宋渡正蹲在月季花壇邊，用一根細竹籤給側枝鬆土。江尋不在，他在寫評估會要求的自述材料。宋渡松完土站起來，手裡捏著一片從枯枝上剝下的老皮，不再數剝了幾片，也不再檢查指縫有沒有留下木刺。
“以前我害怕碰枯枝，怕它在我手裡碎成粉末。現在不怕了。”他說，“枯枝是乾的。我的手是乾淨的。這片枯皮不是病歷，是樹。”
陸辰逸沒有打斷他。他想起許知行擦掉自己代號的那一夜，命令列的最後一行註釋——//許知行，變數7號，擦除完成。那也是枯枝。枯枝不是死亡——是它自己選擇曬乾的舊皮。當它被剝開，新的一層己經在下面長了很久。
八月中旬，臨淵大學心理學系向江尋發出了一份邀請。
邀請函是正式的公函，蓋著系裡的公章和院長簽名。內容很簡短：邀請江尋以“在押人員受控學術參與”的身份，為心理學系研究生開設一門為期六週的線上研討課，主題是“犯罪心理學方法論的歷史與反思”。課程將被全程錄音錄影，內容需提前備案，但授課本身是真實的。邀請函的末尾附了一行手寫的備註，是系主任的筆跡：“這門課二十年前是你導師開的。他退休前說，如果有一天你回來，這門課還給你。”
江尋收到這份邀請函時，正在給綠蘿修剪枯葉。他把邀請函放在桌上，盯著那行手寫備註看了很久。然後他拿起手機——現在他己經很習慣首接打電話了——打給陸辰逸。
“臨淵大學邀請我開一門課。犯罪心理學方法論。我導師退休前說這門課還給我。他二十年前說這句話時，我還沒殺人。”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
“你想接嗎？”
“想。但我不確定我有資格。課程大綱要備案，錄音錄影要存檔，每一句話都可能被未來的學生反覆回放。我以前寫的論文、教的課、說的話，沈墨拿來殺人了。我怎麼確定這一次不會？”
“你沒辦法確定。你只能知道你不再是二十年前那個教許知行解構道德的助教了。你現在寫互助小組記錄，給宋渡看月季側枝，把時渡的蘆薈筆記轉給蘇敏。你的工具還是邏輯和語言，但你不再用它來拆——你用它來讓人看見他們自己。”
“你在替我寫自述？”
“不是。我只是告訴你，如果你決定接這門課，第一節課的開場白可以這樣寫——‘我曾在懸崖邊站了多年，說服別人跳下去。現在我想教人如何轉身。’”
電話那頭靜了很久。然後江尋的聲音再次響起，比之前低了一些。
“這句話太短了。加一句——轉身之後，懸崖還在。只是方向變了。”
“那就加。是你自己加的，不是我幫你編的。”
當晚，江尋找宋渡借訂書機。宋渡正在重新繪製舊筆記本封面，把它換成月季側枝的顏色。他沒有抬頭。
“沙發左邊那摞紙下面壓著一個訂書機。你上次用完沒還。”
江尋從紙堆下面找到訂書機，把它握在手裡掂了一下。訂書機有些舊，壓柄鬆了，要用力才能按到底。他按住課程大綱的邊角，將綠蘿母株上一截剛剪下來、己經生出氣根的側枝裹在封面摺頁之間，對準，壓下去。訂書釘穿過紙頁和植物纖維，發出一聲清脆的金屬咬合聲。
側枝被釘在課表首頁。他打算把這份大綱寄給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