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那年的獎學金名單，是貼在系樓底下的紅紙榜。
舒揚的名字在一等獎學金那一欄，第三個。她站在榜前看了一會兒，沒跟任何人說，轉身去郵局，把八百塊錢匯回了家。匯款單附言欄，她想了半天，寫了四個字：給媽買菜。
三天後母親的電話打到宿舍傳達室。
「錢收到了！」母親的聲音隔著一千多公里，還是亮的，「儂自家留到用呀！匯回來做啥？媽店裡不缺——」
電話裡傳來父親的聲音，遠遠的，在旁邊插了一句什麼。母親改了口：「你爸說，收到了，記下了。」
舒揚握著話筒笑。她知道父親那個「記下了」是什麼意思。父親有個硬皮本子，家裡每一筆像樣的進項都記在上面，記得清清楚楚。這筆錢將來多半會連本帶息地回到她手裡，以嫁妝，或者以別的什麼名義。
「媽，」她說，「天冷了，你和我爸添件衣服。」
「曉得曉得。儂才是，北京冷，被子蓋厚點。」
大三下學期，她進了陸教授的實驗室。
陸教授是系裡的老招牌，搞了一輩子飛行器，書房裡擺著大大小小十幾個飛機模型，全是他自己拿木頭削的。最舊的那一個，是他年輕時候他的老師削給他的。他挑學生不看分數，看坐不坐得住。據說他的原話是：屁股坐不住的，分數再高也不要。
實驗室的日子跟課堂不一樣。課堂上的題都有答案，實驗室裡沒有。有一回一組資料反覆對不上，全組查了一週，最後是舒揚在一個邊界條件的取值上找到了出入。開組會的時候她說出來，說完會議室靜了幾秒，師兄當場翻原始記錄，翻到了，抬頭看她，半天說了句：「師妹，你這眼睛可夠毒的。」
進實驗室第三個月，她交上去一份氣動估算的報告。隔了一週，報告發回來，最後一頁，陸教授拿紅筆寫了一行字：思路是笨的，數是對的。搞飛機，笨比巧金貴。
那天晚上，同實驗室的師兄湊過來看那行紅字，咂咂嘴：「師妹，陸老師這個評價，我讀了五年書，就見著過兩回。」
「還有一回給誰了？」
「給他自己。」師兄說，「他年輕時候的老師批在他本子上的，就這幾個字。他裱起來了，掛在書房。」
舒揚後來去陸教授家送材料，特意看了一眼。書房牆上果然掛著一個鏡框，裡面是一本發黃的作業本攤開的一頁，紅筆批字，筆鋒瘦硬：思路是笨的，數是對的。
那天從陸家出來，陸教授送她到樓下，忽然說：「小舒，飛機這個東西，跟別的東西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別的東西，你糊弄它，它糊弄你。飛機這個東西，你糊弄它，它要人的命。」老人揹著手，看著樓下晾的一排床單，「所以你記住，圖紙上每一筆，都有人拿命去試。咱們坐著寫字的人，得對得起站著試的人。」
研一那年，她在實驗室的窗臺上養了一盆多肉。
是從校門口的地攤上買的，兩塊錢，一小坨，賣花的也說不上名字。她給它起了個名，叫阿福。師兄們笑話她，說搞飛行器的人養個多肉還起名字。她說，實驗室裡全是數，得有個活的東西看著。
阿福很好養，一個禮拜澆一回水，就是外出半個月回來，它還是那個樣子，敦敦實實地蹲在窗臺上。有一回師兄做試驗熬夜，順手把泡麵湯潑了半杯在它盆裡，她心疼了好幾天，阿福倒沒事，反倒躥出一截新芽。她跟人學這個事，末了說：你看，阿福命硬。
後來她才知道，她養的不是多肉，是她自己給自己留的一點不慌不忙。
2005年夏天，何敏畢業了。
本科四年唸完，上海一家民航單位來校招人，一眼看中了她。起薪的數字傳回宿舍，全屋譁然。
離校前一晚，何敏拉著她去學校東門外的館子吃飯，點了一桌子菜。
「舒揚，我說句實話你別生氣。」何敏給她倒飲料，「你念本碩連讀，再熬兩年，出來去什麼西南的廠，山溝溝裡，一個月掙那點。你說你圖什麼？」
「圖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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