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小墨記得。她記得那枚硬幣，記得那個給她硬幣的男孩，記得他說“在我們家新來的小朋友都有見面禮”。她記得那是這個家裡第一個人、唯一一個人在她來的第一天就主動伸出手的人。她記得她攥著那枚硬幣攥了一整個晚上，手心被硬幣的邊緣硌出了紅印子。她記得第二天早上她把硬幣壓在枕頭底下，怕丟了，怕再也找不到那個在這個家裡第一個對她好的人。
她記得。她沒有說，是因為她以為他不記得了。
“我以為你忘了。”我說。
“我沒有。”他說，“我什麼都記得。”
他在說那枚硬幣，又像不只是在說那枚硬幣。他在說過去的每一件事——每一次白梧桐在她面前“不小心”說錯話，每一次她被冤枉時的眼淚，每一次她一個人躲回房間時他聽到的門鎖聲。他都記得。
門開了。車庫裡的燈光照進來，把車廂照得很亮。白宇眨了眨眼，像一個人從很深的夢裡被突然叫醒了。他推開車門，我推開車門。兩個人從車的兩邊走出來，隔著車頂對視了一眼。
“上去吧。”他說。
“好。”
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後面。經過車庫通往正門的那條走廊時牆上的畫還是那幾幅，油畫和水彩都是風景沒有人物。白小墨以前走過這條走廊的時候會想——這個家裡沒有她的畫像。今天走過的時候她沒有想這件事，因為她在看白宇的背影。他的背很首，步伐不快不慢，深灰色的薄外套上還有剛才在舊樓道里蹭到的那一道白印子。
他沒有拍掉。那一道白印子像一個暗號，一個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暗號，一個在說——我去過了，我回來了。
晚上，白小墨的日記本。淺藍色的封皮，邊角磨得有些毛了。她從十歲寫到現在，字跡從歪歪扭扭變得工整，又慢慢地從工整變得潦草。字跡的變化記錄著這些年她的心路，從認認真真地記錄每一天到不想寫了，到寫也只是為了讓自己好過一點。
她翻開新的一頁，拿起筆。筆尖懸在紙面上方停了幾秒。然後她寫下了一行字——“他說他什麼都記得。”
她看著這行字看了很久。然後把筆放下，合上日記本。今天寫得很少，只有一行字。但這一行字比過去好多年寫的所有字加起來都重。
白宇房間的燈在十一點準時滅了。他的作息還是那麼準時，像上了發條。但今晚的發條大概擰得不夠緊，因為那道門縫裡，手機螢幕的冷白色光透了很久。
白小墨房間的窗臺上，乾花還是那束乾花，月光還是那樣的月光，窗外的梧桐樹葉還在沙沙地響。她把日記本壓在枕頭底下，和那枚硬幣放在一起。不是怕丟了，是怕明天醒來的時候以為今天是一場夢。今天不是夢。他說他什麼都記得，她也什麼都記得。他們記得的也許是不一樣的事情，但他記得的那些事情裡有她，她記得的那些事情裡有他。這就夠了。
白梧桐安靜了三天。
這三天裡，她照常下樓吃早餐，照常跟胡慧琴聊學校的趣事，照常坐在客廳沙發上抱著iPad看劇。她的笑容沒有少，聲音沒有低，妝容沒有淡。但家裡所有人都感覺到了一種微妙的變化，像夏天的雷雨前，空氣裡那種悶悶的、壓得人喘不過氣的靜。白忠天翻報紙的聲音比平時大了些，胡慧琴在廚房待的時間比平時久了些，連傭人走路都放輕了腳步，怕踩碎什麼。
白宇每天早出晚歸，吃飯的時候不說話，吃完就上樓。他在避開她。不是刻意的避開，是一種累了之後本能的後退，像一個人在火堆旁坐得太久，終於覺得燙了。
白梧桐大概也感覺到了。她的目光在餐桌上追著白宇的背影，一首追到樓梯拐角，追到他消失在走廊盡頭。那目光裡有委屈，有不解，有“你怎麼可以不站在我這邊”的憤怒，還有一種更深的、她不願意承認的東西——恐懼。
她不害怕白小墨。反而，她害怕白宇不再看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