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點半，我在食堂剛打完飯坐下，手機響了。一個陌生的北京號碼。我猶豫了一瞬，接起來。
對面傳來的聲音帶著一種我在這幾天裡己經猜到了、但真正聽到的時候依然讓胃部微微收緊的從容。
“白醫生，是我。宋知晚。你方便說話嗎？”
“方便。”
“那我就首接說了。”她的聲音在電話裡有一種介於禮貌和鋒芒之間的控制力，像一把被保養得很好的刀，刀刃是鋒利的，但被收在鞘裡。
“沈硯的父親昨天給我打了個電話。他說沈硯堅持留在上海，你的材料稽核問題也解決了，他尊重沈硯的選擇。但他問了我一句話——他說宋知晚，你當初跟我提協查函的事，你有沒有想過，現在結果會是這樣的？”
我的筷子停在餐盤上方。“所以協查函是你提交的。”
“是我提交的。”她坦承。她的坦率沒有任何慌亂，像一個人在棋盤上把自己己經暴露的棋子首接翻過來給你看，省去了你猜測的力氣。
“但我提交的時候不知道使館那層的核查結果會是什麼。我只是看到了一份我無法核實的檔案記錄，然後按照正常的執業資質稽核流程啟動了協查。白醫生，換成任何一個行政人員在那個位置上，看到同樣的材料，都會做同樣的事。”
“換成任何一個行政人員，都會做同樣的事嗎？換成一個合格的行政人員，不會使用非自我的證書去調取使館非公開聯絡埠的訪問許可權，你這樣做，是違規的。”
電話那頭安靜了一拍。然後宋知晚的聲音重新響起來，比剛才低了一度，像是某個被她壓著的東西翻了一個面。“你查了我。”
“還用我特意查你嗎？你應該知道，是資料有痕跡。你登入的那個埠需要三級授權，你用了你母親的關係。每一筆訪問記錄都有時間戳。”我把筷子放在餐盤邊沿，靠向椅背。
食堂裡的人聲在我周圍嗡嗡地響著，像隔了一層水傳進來的。“所以，宋醫生，你今天打這個電話，是想和我說什麼？”
她沉默了三秒。三秒之後她的聲音恢復了之前那種平穩的、精確控制過的狀態，像一個人把一把翻出來的刀刃重新合了回去。
“我是來跟你說一聲：沈硯的父親說他尊重沈硯的選擇。那我也尊重沈硯的決定。協和那邊我下週就調回北京了。專案協調的工作也交接完了。我的最後一站——”她頓了一下，“白醫生，請你好好待他。我花了七年想讓他多看我一眼，他看我的次數加起來沒有他看你一次笑的多。我想明白了，我認輸了，我退出。”
我把電話掛了。食堂裡的聲音重新湧回來，勺子和餐盤碰撞的金屬聲、隔壁桌護士們聊週末聚會的笑聲、遠處微波爐叮的一聲響。
我握著手機坐在那裡，螢幕上那個陌生的北京號碼己經變成了通話結束的灰色頁面。她說“我認輸”。但她的認輸和她提交協查函一樣——都是同一種東西在運轉，對我來說，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她調動了使館的關係。她在一個月的視窗期裡把每一個可能的路徑都踩了一遍。她做這些的時候知道最後的結果大機率不會徹底毀掉我，但她依然做了。
因為她真正想做的不是讓我離開手術檯，是讓我在沈硯的父親面前出現一個可以被質疑的缺口。那是她能接受的最小的勝利——一個沒有發芽的種子，只要它待在土裡就夠了。
我把手機收進口袋。餐盤裡的飯己經涼了。我拿起筷子繼續吃，每一口的咀嚼都很仔細。
宋知晚坐在北京那個她從小長大的圈子裡，她從小被教育的是正確的人生路徑：門當戶對、資源整合、用所有合理的方式維護自己的領地。她今天的電話是一種體面的退場。
我面前餐盤裡的飯還沒吃完，我不能讓冷的飯影響下午的能量儲備，不去想那些沒用的了，快速吃完，離開食堂。
下午三點，我走進辦公室的時候看到沈硯正靠在桌邊。他今天應該有一臺搭橋，這個時間點他不可能在辦公室裡才對。
他看到我的時候，目光落在我臉上，“你的許可權恢復了？”
“你知道了？”
“老張上午就告訴我了。”他把手裡的東西放在桌面上——一杯美式，去冰不加糖，杯壁上“白”字被水珠重新洇開了邊。“但我沒去找你。我想等你自己來告訴我。”
他的手指在杯沿上停了一下，然後把咖啡往我的方向推了推。“打算什麼時候告訴我？”
“下午手術結束之後。說到下午手術，你是主刀，你不應該現在去手術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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