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開課後，林致遠立刻感受到了壓力。教授的語速極快，夾雜著大量專業術語和學術黑話；閱讀材料艱深且數量龐大；課堂討論要求學生不僅理解，還要能即時批判和回應；作業和專案常常需要運用複雜的數學工具和統計軟體。他的英語聽力閱讀尚可，但口語表達和學術寫作仍需磨練。
他沒有退縮。每天泡在圖書館，帶著英漢詞典和錄音機（經允許後錄下課程內容課後反覆聽），一點點啃讀文獻，整理筆記。他發現伯克利經濟學教育的側重點與北大有所不同：更強調形式化的數學模型和嚴密的計量檢驗，更注重對主流新古典範式的掌握與批判，對制度、歷史、行為等非主流但正在興起的領域也有開放態度。
艾米麗很快發現了他的勤奮。她經常在工程圖書館或主圖書館看到他獨自學習到深夜的身影。出於好奇和好感，她開始主動提供幫助。作為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她的英語自然流利，可以幫他修改論文中的語法和表達；作為理工科學生，她的數學和邏輯能力很強，可以與他討論經濟學中複雜的推導；她對伯克利的一切瞭如指掌，從哪個教授 office hour 人少，到哪裡可以找到便宜的二手教材，再到哪個咖啡館的咖啡最能提神。
作為回報，林致遠也會解答艾米麗在選修的經濟學通識課程中遇到的難題，用更直觀的方式解釋邊際效用、機會成本、博弈論等概念。他還向她介紹中國的經濟改革、鄉鎮企業崛起、價格雙軌制的邏輯，提供另一個觀察世界的視角。他們逐漸形成了固定的學習夥伴關係，經常一起在圖書館學習，討論課業，也交換對科技、社會、文化的看法。
在一次關於“資訊不對稱”和“逆向選擇”的討論後，艾米麗感嘆：“你思考問題的方式很不一樣，林。你總是能很快看到模型背後的現實含義，想到它在真實世界中的應用，比如你剛才提到中國農村信貸市場可能存在的類似問題。而我的很多同學可能只關心數學推導是否優美。”
“也許是因為我來自一個正在發生劇烈變化的現實世界。”林致遠說，“理論如果不能解釋或指導現實，其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隨著接觸日深，艾米麗對林致遠的好奇與日俱增，那種神秘感非但沒有消減，反而混合了越來越多的欣賞。她欣賞他的勤奮與堅韌，欣賞他冷靜外表下的思想鋒芒，欣賞他那種與年齡不相符的沉穩與遠見。她開始期待每天在校園或家裡的相遇，期待他們之間的討論。這個來自遙遠東方的交換生，像一扇突然開啟的窗，讓她看到了一個與她成長環境截然不同、卻又充滿智慧與力量的世界。
而林致遠，也在適應這個新環境的過程中，逐漸找到了自己的節奏。伯克利對他來說，不僅是學習經濟學前沿知識的殿堂，也是一個觀察1980年代美國社會、科技、文化的絕佳視窗。他知道，在這裡的經歷，將為他日後回國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提供不可或缺的國際視野和理論準備。而他與艾米麗這段始於好奇與互助的異國友誼，也正在悄然生長，為他在大洋彼岸的生活增添了一抹溫暖的亮色。
第十三節：伯克利的全球課堂 (1987年春)
林致遠所在的《經濟發展比較研究》研討班，堪稱一個小小的聯合國。這堂課由研究東亞經濟的莎拉·威廉姆斯教授主持，選課的二十多名學生來自世界各地，膚色各異，口音雜陳，構成了伯克利國際化特色的一個縮影。
坐在林致遠左手邊的，是來自日本東京的田中健一。他身材不高，但衣著考究，深藍色的西裝熨燙得筆挺，鼻樑上架著一副金絲眼鏡，手腕上戴著一塊精緻的精工表。他是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部的交換生，父親在東京經營一家中等規模的電子元件貿易公司。田中健一身上有著1980年代後期日本年輕人特有的自信，甚至可以說是傲慢——此時正值日本泡沫經濟的頂峰，日本企業在全球瘋狂併購，“日本第一”的論調甚囂塵上。
右手邊是來自韓國首爾的李在鎔。與田中的精緻不同，李在鎔穿著更為美式休閒的Polo衫和卡其褲，但舉止間仍帶著一絲韓國社會特有的等級觀念和禮貌距離。他是首爾大學商學院的高材生，父親在釜山經營一家頗具規模的紡織與成衣出口企業。李在鎔英語流利，思維敏捷，目光中帶著韓國經濟騰飛期年輕人特有的銳氣和緊迫感。
此外，還有來自印度德里、對計劃與市場之爭有切身體會的拉吉夫；來自巴西聖保羅、關心債務危機與發展困境的卡洛斯；來自法國巴黎、對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充滿批判精神的讓-皮埃爾；甚至還有一位來自蘇聯莫斯科國立大學、名叫伊萬·彼得羅夫的學生，他沉默寡言，但在涉及中央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的討論時，眼神會變得格外專注。
第一堂課，威廉姆斯教授就丟擲了一個開放性問題：“請各位簡要介紹一下自己國家當前經濟發展中最具特色或最受爭議的一個方面，並從比較視角談談你的看法。”
輪到田中健一時，他挺直腰板，用帶著日語腔調但流利的英語說道：“日本的經濟模式，核心是獨特的‘系列’（Keiretsu）企業集團體系、終身僱傭制、以及政府通產省（TI）的產業政策指引。這創造了戰後經濟奇蹟，並正在引領全球技術革新。當前，日本企業在半導體、汽車、消費電子領域具有絕對優勢。我認為，這種強調長期關係、集體協作和政府引導的模式，優於英美式的短期利潤導向和個人主義市場模式。”
他的發言自信滿滿，引用了大量關於日本生產效率、貿易盈餘和專利申請的資料，贏得了不少同學的側目。
接著是李在鎔：“韓國的經濟發展，得益於強有力的政府指導下的出口導向戰略，以及大型綜合企業集團——財閥（Chaebol）的驅動。政府選擇重點產業，集中資源，財閥負責衝鋒陷陣。這讓我們在鋼鐵、造船、汽車、電子等領域快速追趕。當前挑戰在於如何實現技術自主創新，並緩解快速增長帶來的社會緊張和收入不平等。”他的分析相對平衡，既看到成就也指出問題，顯示出務實的態度。
輪到林致遠時，教室內安靜下來。許多目光落在這個穿著樸素（依然是那幾件輪換的中山裝或白襯衫）、來自神秘中國的年輕交換生身上。不少人帶著好奇，或許也有一絲先入為主的 preconception（成見）。
林致遠站起身，語氣平穩：“中國自1978年以來進行的改革開放，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經濟社會轉型實驗之一。其核心特徵可以概括為‘漸進式改革’與‘雙軌過渡’。在保留國有經濟主體地位和計劃調控框架的同時，逐步引入市場機制，首先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放開部分商品價格，設立經濟特區吸引外資，允許鄉鎮企業等非國有經濟成分生長。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避免了東歐‘休克療法’可能帶來的劇烈震盪，保持了基本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
他沒有堆砌複雜術語，而是用清晰的邏輯勾勒出中國改革的輪廓。“最具爭議的方面可能是‘價格雙軌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滯後。但在我看來，這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務實選擇。當前的重點，正在從‘增量改革’轉向觸及核心的‘存量改革’，包括探索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深化價格改革、培育要素市場等。這個過程充滿挑戰，但方向是明確的：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他的發言簡潔、客觀、充滿洞察力，完全沒有預想中的意識形態宣傳或對落後的辯解，而是將其作為一個嚴肅的、正在進行中的宏大經濟工程來分析。威廉姆斯教授眼中露出讚許的光芒。田中健一挑了挑眉，似乎有些意外。李在鎔則認真地做著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