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克利嚴謹甚至苛刻的學術環境中，林致遠的才華開始全面綻放。他憑藉重生帶來的“先知”優勢和對經濟學本質的深刻理解，往往能在學術討論中提出獨到見解。
在《高階微觀經濟學理論》課上，教授正在講授經典的“理性人”假設和一般均衡理論。林致遠在提問環節舉手：“教授，我想請教一個關於‘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制度塑造偏好’的問題。經典模型假設偏好是外生、穩定且一致的。但在現實中，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轉型經濟體中，制度劇變（如從公社到家庭承包、從計劃配給到市場交易）會深刻改變個體的認知框架、風險態度和決策模式。那麼，在分析這類經濟體的微觀行為時，我們是否需要一個更動態、更能容納制度與行為互動的理論框架？例如，將制度視為塑造‘可行選擇集’和‘認知模板’的內生變數。”
這個問題觸及了當時主流經濟學的前沿。教授眼中露出驚訝和興奮，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非常精彩的問題，林！這涉及到行為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的交叉領域。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n）的‘有限理性’、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的‘制度變遷理論’，或許能提供一些思路。你能就此寫一篇短評嗎？我願意和你進一步討論。”
在《計量經濟學應用》的研討中，同學們正為如何建立模型分析美國各州失業率差異而絞盡腦汁。林致遠提出了一個思路：“除了常規的經濟變數，是否可以考慮加入一些‘社會資本’或‘制度質量’的代理變數？比如，各州工會密度、中小企業創業活躍度、社群組織參與率？這些非正式制度因素可能透過影響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資訊傳遞和技能匹配效率來影響失業率。我們可以嘗試尋找或構建這類變數的資料，用工具變數法處理內生性問題。”
這種將制度、社會因素納入計量分析的思路，在當時略顯新穎，顯示了他對經濟學工具箱的靈活運用和對問題本質的把握，令教授和許多同學刮目相看。
《國際金融》課程討論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的國際貨幣格局時，林致遠基於對未來的瞭解，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推論：“當前美元雖然仍是主導貨幣，但美國持續的貿易和財政雙赤字，正在侵蝕其信用基礎。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可能向多元化發展，區域貨幣合作（如歐洲的ECU，未來可能的歐元）和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可能會增強。對於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逐步推進人民幣在貿易結算中的使用，建立更開放的金融市場但輔以審慎的資本管制，可能是一條符合國情的國際化路徑。” 這番論述在1987年聽來頗具前瞻性。
他的課程論文也屢獲高分。在一篇關於“技術擴散、後發優勢與產業政策”的論文中，他比較了日本、韓國和中國的經驗，提出了“適應性產業政策”的概念，強調政策需要隨著產業發展階段和國際環境變化而動態調整，並特別分析了中國如何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培育自主創新能力。威廉姆斯教授在評語中寫道：“極具洞察力的比較研究。對‘適應性’的強調，以及對中國案例的深入分析，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有價值的補充。期待你未來更深入的研究。”
林致遠的表現，逐漸改變了課堂上其他國際同學對中國的看法。他不僅學識紮實、思維敏銳，而且視野開闊，對全球經濟和各國實踐都有深入瞭解，完全打破了他們心中關於中國學生“閉塞”“只會死記硬背”的刻板印象。拉吉夫、卡洛斯等人都樂於與他討論問題。甚至那位蘇聯的伊萬，也在一次關於計劃與市場協調的課後，用生硬的英語主動與林致遠交流了幾句，眼神中帶著探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