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6日,香港中環。
上午九點,林致遠和沈清秋站在交易廣場大廈的樓下,仰望著這座由貝聿銘設計的現代建築。玻璃幕牆在晨光中反射著金色的光芒,穿著西裝的金融精英們步履匆匆地進出,空氣中瀰漫著咖啡、香水與金錢混合的氣息。
“就是這裡了。”林致遠收回目光,對身邊的梁安妮說,“交易廣場是香港金融的地標,在這裡設立總部,能最快建立品牌形象。”
梁安妮,前羅盛諮詢的獵頭總監,如今已是致遠資本香港公司的籌備負責人。她穿著一身得體的香奈兒套裝,手持資料夾,幹練地點頭:“林先生眼光很準。交易廣場一、二、三期都匯聚了頂尖金融機構——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銀、滙豐私人銀行都在這裡。不過,”她稍作停頓,“租金很貴,每平方英尺月租要60到80港元。”
沈清秋快速心算了一下:“如果我們租2000平方英尺(約186平方米),月租金就要12萬到16萬港元,一年就是近200萬港元。”
“不是租。”林致遠平靜地說,“是買。”
梁安妮和沈清秋都愣住了。在這個年代,外資機構在香港多選擇租賃,購買整層寫字樓的極少。
“買?”梁安妮確認道,“林先生,交易廣場三期的寫字樓,現在售價大約每平方英尺8000到港元。2000平方英尺就要1600萬到2000萬港元。再加上裝修、稅費…”
“2000萬港元,約合260萬美元,在我們的預算範圍內。”林致遠語氣堅定,“租賃固然靈活,但購買能傳遞更強的訊號——致遠資本不是來試水的,是要在香港長期紮根。而且,房地產本身也是投資。”
他轉向梁安妮:“你去接觸業主,看看三期有沒有整層出售的。面積可以更大些,3000到4000平方英尺也可以考慮。我們要有接待區、交易室、會議室、研究部,還要留出未來的擴張空間。”
“明白了。”梁安妮迅速記錄,“我下午就去聯絡戴德梁行和仲量聯行的朋友。”
離開交易廣場,他們步行前往不遠處的皇后大道中。街道兩旁,歷史悠久的石質建築與現代玻璃大廈交錯,構成了香港獨特的城市肌理。
在一家老字號茶餐廳稍作休息時,林致遠向沈清秋解釋他的思考:“清秋,你知道為什麼我一定要把投資公司總部放在香港嗎?”
沈清秋小口喝著奶茶:“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信譽好,融資方便。”
“這是其一。”林致遠說,“更重要的是,在1992年的中國,投資公司還是個新鮮事物,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疑慮。‘投機倒把’的帽子雖然摘了,但‘資本’這個詞依然敏感。而在香港,資本運作是正常商業活動,不會引發不必要的政治聯想。”
他頓了頓:“而且,透過香港公司投資內地,有雙重優勢:一方面享受外資的待遇——稅收優惠、外匯便利;另一方面,我們又是中國人創辦的,理解國情,能規避很多外資踩過的坑。”
沈清秋明白了:“所以是先在香港立足,再向內地輻射。”
“對。香港是跳板,是橋樑,也是保護殼。”林致遠望向窗外車水馬龍的街道,“等內地環境更成熟了,我們可以把更多功能遷過去。但至少在九十年代,香港總部這個定位不會變。”
下午,他們與戴德梁行的物業顧問會面。顧問陳先生是個五十多歲的香港人,西裝筆挺,談吐專業。
“林先生,巧了。”陳先生翻開資料冊,“交易廣場三期28樓,整層3200平方英尺,業主因為移民準備出售。原租客是一家英資貿易公司,租約下月底到期。業主開價每平方英尺9500港元,總價3040萬港元。”
“能看看嗎?”林致遠問。
“當然。現在就可以去。”
28樓的視野極好。落地窗外,維多利亞港全景盡收眼底,對岸的九龍半島和遠處的獅子山清晰可見。空間方正,層高足夠,原有的裝修雖然略顯陳舊,但基礎不錯。
“這裡以前是公司總部,所以分割槽很合理。”陳先生介紹,“前面是接待和辦公區,後面有獨立的董事會議室和總經理辦公室。電路和網路都是按金融機構標準配置的。”
林致遠在辦公室裡走了一圈,想象著這裡未來的樣子:交易室裡,分析師們盯著電腦螢幕;會議室裡,企業家們路演專案;休息區裡,投資人們交流資訊…
“就這裡了。”他做出決定,“但價格要談。現在香港樓市剛從去年股災中恢復,9500港元一尺偏高。我的心理價位是8800港元。”
“這…”陳先生面有難色,“業主很堅持價格。”
“告訴他,我們可以全款現金支付,一週內完成交易。”林致遠說,“在這個時間點,現金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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