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立》的開機儀式在城南拆遷區邊緣的一棟待拆樓房前面舉行。沒有紅毯，沒有鮮花拱門，沒有媒體簽到臺。一張摺疊桌擺在樓前的水泥地上，桌上鋪了一塊紅布，紅布的四角用四塊碎磚壓著。導演站在桌後，手裡舉著一支從道具組借來的喇叭，對著到場的人喊了一聲“開機了”。到場的人不多——劇組核心成員、趙曉月、以及兩個扛著裝置的攝影師。圍觀的是幾隻蹲在牆根曬太陽的流浪貓，它們對人群的到來無動於衷，其中一隻橘貓甚至翻了個身，把肚皮對著天空。
趙曉月站在待拆樓房的門口。她今天穿了一件洗得發白的棗紅色棉襖，是道具組從舊貨市場淘來的，棉襖的袖口磨出了毛邊，左肘的位置有一塊顏色略微不同的補丁，是後來縫上去的。棉襖的領子立起來，裹住脖頸，只露出一截下巴到耳垂之間的弧度。棉襖的尺寸偏大，肩線從鎖骨向下延伸，在肩頭的位置微微塌下去，像是穿了家裡老人的舊衣服。下面是深灰色的燈芯絨褲子，褲腿寬鬆，在膝蓋處堆出幾道褶皺，腳上穿著一雙黑色的棉鞋，鞋面是條絨的，鞋底很薄，踩在水泥地上幾乎沒有聲音。頭髮紮成低馬尾，用一根黑色的橡皮筋纏了三圈，髮尾垂在棉襖的後領邊緣，幾縷碎髮被風吹得貼在耳後的皮膚上。
她站在門口的位置，右腳在門檻內側，左腳在門檻外側，重心落在兩腳之間，脊背挺直，從後頸到尾骨的弧度安靜而平緩。她面前的這棟待拆樓房有三層高，外牆刷著灰白色的塗料，塗料在牆根處有一片一片的剝落，露出下面灰色的水泥。樓下的捲簾門已經拆掉了，只剩下一個空蕩蕩的門洞，門洞上方的牆壁上有一道從右上角延伸到左下方的裂紋，裂紋的走向和葉詩涵第十批碎片裡那片橫向斷裂的斷口幾乎一模一樣。門洞左側的牆上貼著一張褪色的告示，紙張被風雨侵蝕得只剩下半截，上面的字跡模糊不清，只能隱約看出“拆遷公告”幾個字的輪廓。
導演喊了“開始”。
趙曉月站在門口沒有動。她的手垂在身側，手指微微蜷著，像是在握著什麼東西，但手裡什麼也沒有。她的重心從兩腳之間過渡到左腳，右腳微微外撇，肩膀開啟的角度比平時窄了一些，像是被棉襖的尺寸限制住了。她的眼睛看著前方——前方是一條窄巷，巷子兩側是同樣待拆的樓房，外牆上的塗料剝落得比這棟更嚴重，有些地方露出了整片的紅磚。巷子的水泥地面上有一道淺淺的裂紋，從巷口延伸到巷尾，裂紋裡積著上午的雨水，在午後的陽光下泛著細碎的亮光。
第一條拍了二十分鐘。導演沒有喊停，趙曉月站了二十分鐘沒有動。她的呼吸很淺，幾乎看不出胸腔的起伏，重心在二十分鐘內從左腳過渡到右腳，又從右腳回到左腳，過渡的過程很慢，慢到攝像機幾乎捕捉不到。她的手指在身側微微收攏了一下，指節泛白，然後鬆開。巷子裡的風從她身後吹過來，把棉襖的下襬吹得往一側偏了半寸，她沒有伸手去按，只是站著。
導演喊了“停”。趙曉月活動了一下腳踝，走到監視器前面看回放。回放裡的她站在門口，棗紅色棉襖在灰白色的牆面前顯得格外醒目，像是一顆被按在舊相紙上的紅色圖釘。她的站姿很穩，從後頸到尾骨的弧度安靜而平緩，重心落在左腳，右腳微微外撇，和《土地》裡站在廢墟上的那場戲的站姿幾乎一樣，但又有細微的不同——她的肩膀比那時更放鬆了一些，手臂垂在身側的角度更自然，手指不再是刻意蜷著的，而是鬆鬆地搭在褲縫上，像是真的只是站在那裡等什麼人。
第二條拍了二十五分鐘。第三條拍了三十分鐘。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到第七條的時候，趙曉月站了四十分鐘沒有動，導演沒有喊停。監視器後面的工作人員開始小聲議論，攝影師換了一次電池，場務給燈架加了兩塊沙袋。趙曉月一直站著。她的重心在四十分鐘內從左腳過渡到右腳，又從右腳回到左腳，過渡的節奏比前幾條更慢，慢到像是在數自己的呼吸。她的手指在身側微微收攏了一下，指節泛白，然後鬆開。巷子裡的風從她身後吹過來，把棉襖的下襬吹得往一側偏了半寸，她沒有伸手去按。
四十七分鐘時導演終於喊了“卡”。趙曉月活動了一下腳踝，走到監視器前面看回放。導演把回放速度調成正常，螢幕上，她站在門口，棗紅色棉襖在灰白色的牆面前安靜地待著，巷子裡的光從她身後打過來，把她的影子拉長，投在門洞內側的水泥地面上。影子的末端剛好落在門檻的位置，和門檻的邊緣平行。
導演問她：“你在想什麼。”
她說：“在想孫建明硬盤裡那三個孩子的臉。其中一個孩子的校服，我認得。”
導演問：“哪個學校的。”
她說：“城南三小。我小時候差點轉學去那裡。”
她說完走到片場邊緣，拿起放在摺疊桌上的手機，給我發了一條訊息：“城南三小的校服。拍《土地》的時候，有個群演小孩穿著城南三小的校服。我讓副導演查了群演登記表，名字叫周小舟，九歲，家住在城南拆遷區。”
我回復：“別聲張。我讓蘇小暖查。”
她看完訊息，把手機放回摺疊桌上，轉身走回門口。導演問她要不要再拍一條，她說不用了，這條夠了。她走到門洞裡面，靠著門框站著，重心落在右腳，左腳微微彎曲，右腳踩在門檻的邊緣，腳尖朝外。她從棉襖口袋裡拿出一張摺疊的紙，展開看了一眼，又折回去，放進口袋。那張紙是道具組準備的“人物小傳”，上面寫著角色的背景——一個在拆遷中堅持不搬的人，丈夫早年去世，兒子在外地工作，她一個人住在老房子裡，每天站在門口看著巷子，等一個不會回來的人。
趙曉月把人物小傳從口袋裡又拿出來，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她從摺疊桌上拿起一支鉛筆，在空白處寫了一行字——“周小舟，城南三小，三年級，喜歡畫畫，爸爸在杭州修照片。”她把紙摺好，放回口袋，然後走出門洞，站在門口，重新站在那個位置上。這一次沒有攝像機在拍，沒有導演在監視器後面看，沒有場務在燈架旁邊加沙袋。她只是站著，重心落在左腳，右腳微微外撇，棗紅色棉襖在灰白色的牆面前安靜地待著。
巷子裡的光從她身後打過來，把她的影子拉長，投在門洞內側的水泥地面上。影子的末端剛好落在門檻的位置，和門檻的邊緣平行。她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影子，然後抬起頭，看著巷子盡頭。巷子盡頭有一棵泡桐樹，光禿禿的枝丫在灰白色的天空裡畫出一道道細密的線。樹下停著一輛電瓶車，車筐裡放著一隻塑膠袋，袋子裡裝著幾個橘子，橘子的顏色在灰白色的巷子裡格外醒目。
趙曉月站在門口，看著那輛電瓶車。她的右手從棉襖口袋裡伸出來，手指在空氣中微微蜷了一下，像是在握著什麼東西，但手裡什麼也沒有。然後她轉身走進門洞，從摺疊桌上拿起手機，給我發了第二條訊息：“巷子盡頭有一輛電瓶車，車筐裡有橘子。孫建明拍趙曉月那張照片的時候，巷子對面也停著一輛電瓶車。我查了道具組的記錄，那輛電瓶車是周明遠公司送來的‘場景參考道具’，說是為了還原真實拆遷場景。但電瓶車的牌照是深圳的。”
我把這條訊息和之前的時間線圖疊在一起。周明遠在深圳，他的公司送來的道具電瓶車掛著深圳的牌照，停在趙曉月拍《土地》時站過的門檻對面。那輛車在片場停了多少天，趙曉月站了多少次，周明遠的人拍了她多少次，這些問題像是一道橫向斷裂的瓷片上的裂紋，從中間向兩端延伸，一頭深一頭淺。
我給趙曉月回了一條訊息：“電瓶車的牌照號碼，你記下來了嗎。”
她回覆：“記了。粵B·7F29K。”
我把牌照號碼錄入時間線圖，在“周明遠”和“趙曉月”之間連了一條虛線。虛線的末端標註著“道具電瓶車，深圳牌照，片場停靠時間與《土地》拍攝週期重合”。
趙曉月從門洞裡走出來，站在門口，把棉襖的領子重新立好，裹住脖頸。巷子裡的風從她身後吹過來，把她的馬尾辮吹得往一側偏了半寸，髮尾掃過棉襖的後領邊緣，幾縷碎髮被風吹到前面來，貼在鎖骨的位置。她伸手把碎髮掖到耳後，手指在耳廓上停了一拍，然後收回來，垂在身側。她轉身往片場出口走，步子不大，重心落在後腳掌，腳掌落地之後微微向外撇，和《土地》裡站在廢墟上的步態一模一樣。
導演在後面喊了一句：“明天同一時間，同一位置。”
她回頭點了一下頭，沒有停步。棉鞋的鞋底在水泥地上發出極輕的“嗒、嗒”聲，走遠了。
福利回放：趙曉月（《站立》片場門口）
她站在待拆樓房的門口，棗紅色棉襖的袖口磨出了毛邊，左肘的位置有一塊顏色略微不同的補丁，是後來縫上去的，針腳細密而整齊，布料的紋路在補丁邊緣形成一道極淺的過渡線。棉襖的領子立起來，裹住脖頸，只露出一截下巴到耳垂之間的弧度，皮膚在午後偏冷的光線裡泛著乾淨的白。棉襖的尺寸偏大，肩線從鎖骨向下延伸，在肩頭的位置微微塌下去，從側面能看到腰線的輪廓被寬鬆的剪裁遮住了大半，只有走動的時候布料貼住身體的瞬間，才能隱約看出腰部的弧度。下面是深灰色燈芯絨褲子，褲腿寬鬆，在膝蓋處堆出幾道褶皺，膝蓋以下的線條在布料下若隱若現，腳踝在褲腳邊緣露出一小段，骨節分明。腳上穿著一雙黑色的棉鞋，鞋面是條絨的，鞋底很薄，踩在水泥地上幾乎沒有聲音，鞋頭有輕微的磨損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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