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軍第一遠征艦隊全軍覆沒的訊息，最早是從延安傳出去的。中共中央透過專用聯絡頻道，直接向法國共產黨發出了一封正式通告，請法共轉交法國政府。電文內容簡明扼要：“中南人民軍總司令部委託轉告：貴國第一遠征艦隊于越南南部海域被殲，旗艦‘黎塞留’號及多艘作戰艦艇被俘，艦隊司令達爾讓中將以下數千餘人被俘，目前關押於磅遜港。是否願意就停戰及俘虜遣返進行談判，請回復。”
法共中央接到電文後立即派專人送往愛麗捨宮。電報送達時，戴高樂正在召開例行內閣會議。他的副官悄悄推門進來，將電報放在他面前。戴高樂低頭看了片刻，摘下眼鏡擦了擦鏡片，對在座的內閣成員說：“諸位，達爾讓的艦隊沒了。黎塞留號被俘，達爾讓本人被俘，拉普拉德少將的登陸部隊在口袋陣裡全軍覆沒。這個訊息——是透過法共轉交的。”內閣成員們面面相覷。法國共產黨與戴高樂政府之間歷來劍拔弩張，如今延安透過法共向政府遞話，這份尷尬幾乎和戰敗本身一樣難以消化。
“共產黨延安方面在替他們傳話。”他把電報放在桌上，聲音壓得很低，“他們願意談判。我們怎麼辦？”會議室裡安靜得只剩下掛鐘的滴答聲。
國防部長最先開口，聲音裡帶著不可置信。“延安？法共？這個訊息可靠嗎？共產黨為什麼要替他們傳話？”“因為他們是盟友。”戴高樂重新戴上眼鏡，“延安承認他們的政權為友好政權，雙方有正式聯絡。俘虜名單已經通報，達爾讓的名字在名單第一位。外交部長先生——你的看法。”
外交部長吞了口唾沫。“總統先生，如果這份名單屬實，我們在外交上將極為被動。我們連對手的真實身份都——”“對手的身份我已經查清楚了。”戴高樂打斷他，拿起另一份檔案，“他們的指揮官姓程。廣西潰兵出身，從近兩萬人打到五大軍區，佔領了柬埔寨、寮國和越南全境。他的人民軍在沿海修築了多個岸炮陣地，裝備了繳獲的日軍坦克和飛機，還有青黴素生產線。他不是土匪，他是東南亞眼下最強的軍事力量——而我們對此一無所知。貝爾納的情報部門直到艦隊出發前還在報告說他們是一群農民。”
戴高樂的目光轉向海軍參謀長。“達爾讓是你的任命。他在出發前給海軍部的最後一封電報裡說——‘敵方抵抗輕微，預計一週內控制西貢全境’。你告訴我，一位指揮過北非登陸的將軍，怎麼會對敵人的實力做出如此荒謬的判斷？”
海軍參謀長臉色灰白，雙手反覆摩挲著軍帽帽簷，沒有說話。
“總統先生，”國防部長試圖轉移話題，“延安提出的談判——我們是否應該考慮？”
“談判？”戴高樂站起來，繞著會議桌緩緩踱步，“法蘭西共和國與一群從叢林裡打出來的武裝談判？讓法共替他們傳話？這將置法蘭西的尊嚴於何地？我寧可派一個新的師去印度支那，也絕不——”
“總統先生，”外交部長打斷他，“新派的師從哪裡抽調？北非？還是本土？國內罷工聲浪越來越大，法共在議會步步緊逼，美國人在密切關注我們如何處理印度支那問題。更關鍵的是，我們的俘虜在他們手裡——達爾讓是法蘭西海軍中將，他的名字被敵人印在勸降公告上，他的尊嚴就是法蘭西的尊嚴。如果我們拒絕談判，他們下一步會用什麼方式處置俘虜——我不敢想。”
會議室裡的沉默再次被掛鐘的滴答聲填滿。窗外的梧桐葉落了一地。
戴高樂站在窗前，望著塞納河的方向。他在法國淪陷時是那個流亡將軍，諾曼底登陸時是那個解放者，從來沒有輸過一場自己發動的戰爭——但現在他輸了。他在非洲組織自由法國，在巴黎接過解放勳章，從來沒有在戰敗檔案上籤過字。最後他開口了，聲音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答覆延安：法蘭西共和國同意就俘虜遣返和停戰條件進行初步接觸。接觸方式後續再定——但這不代表我們承認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絕不復交。”
訊息很快傳遍全球。華盛頓的電報裡，參謀長聯席會議用詞謹慎——“初步判斷，該部隊具備中等規模正規作戰能力”——但他們在看到黎塞留號被俘的照片傳閱到五角大樓的檔案室時，才意識到“中等規模”這個說法顯然低估了對手。
倫敦的報紙用整版標題寫著鈴蘭凋謝。泰晤士報的評論員在專欄末尾冷冰冰地反問：“如果達爾讓的艦隊在印度支那全軍覆沒，英國皇家海軍在馬來亞的利益是否安全？”
在巴黎的國民議會大廳裡，反對派領袖幾乎在第一時間走上講壇。他質問共和國政府為何要在戰敗之後繼續這場戰爭，六個問題連珠炮般砸向議長席位。他還沒離開講壇，法國共產黨的議員緊跟著要求發言，聲音比剛才那位更尖銳——質問到底是誰該為這件事負責，連帶之前幾場殖民戰役中失蹤的適齡青年也一併清算進來。
戴高樂最終做出決定。當晚，他透過進一步渠道授權正在瑞士的法國外交官向中方在瑞士的代表首次接觸，用中法文兩版交換信函初步商定交換被俘人員的具體流程。回到辦公室後他獨自站在窗前，望著塞納河對岸的屋頂默然良久。角落裡的電報機還在默默印著新的電報，但他沒有再走過去。他知道對方不是一群潰兵。他知道不是。但他知道得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