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教授，您好。黃教授讓我代他向您問好。“王景軒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下。
霍夫曼擺了擺手，重新坐回辦公桌後面，靠在椅背上打量著他。“何和黃都在電話裡跟我說了很多關於你的事。何說你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年輕學者。黃說你是一個在基層創造過奇蹟的實幹家。一個來自中國的基層幹部，然後又回到學校讀博士，說真的，我見過很多訪問學者，但像你這種履歷的，還是第一個。“
王景軒笑了笑。“教授您過獎了。對我來說，身份從來不是最重要的東西，重要的是能不能把事幹成。“
霍夫曼盯著他看了好幾秒，然後忽然笑了，露出一口整齊的白牙。
“我喜歡這個回答。”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著，“黃給我寄過你的那篇文章，關於非沿海開放城市吸引外資的那一篇。我看了，寫得很好。資料紮實，案例分析有血有肉，政策建議也很務實。但他說你後來還寫了一篇關於執政黨建設的文章？“
“那篇是用中文寫的，“王景軒說，“沒有翻譯成英文。”
“那可惜了，我無緣一見了。”
霍夫曼摘下眼鏡在衣角上擦了擦，重新戴上，目光從鏡片後面射過來，語氣忽然變得認真起來，“王先生，我這個人帶學生有個習慣，我不喜歡給學生一個明確的答案，我喜歡給學生一個需要用很長時間去解的問題。”
他站起來走到書櫃前，從裡面抽出幾本厚重的書和幾沓列印論文，放在王景軒面前。
王景軒拿起最上面那本，是一本叫做《The Co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的書，封面已經被翻得起了毛邊。
下面那本是關於組織制度經濟學的經典著作，再下面是幾篇關於演化經濟學和制度變遷理論的論文，每一篇都用彩色便籤條標記了重點段落。
霍夫曼重新坐回椅子裡，手指交叉放在桌上。
“你在黃那裡做的課題，是關於米國去工業化程序中產業政策與政府角色的演變，對吧？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但我希望你在這個課題的基礎上，更進一步。”
他頓了頓，目光變得更加銳利。“你來自華國，來自一個正在經歷劇烈制度變遷的國家。你在基層親眼見證了制度變遷是怎麼發生的，不是從書本上，而是從你親手推動的每一個專案、解決的每一個矛盾中。這種經驗，是大多數坐在圖書館裡寫論文的人一輩子都不會有的。做我的研究助手，幫我收集資料、整理資料、參與課題討論，同時也要完成你自己的獨立研究。這個獨立研究的題目，我給你一個方向...”
他拿起一支記號筆，在面前的一張空白列印紙上寫下幾個英文單詞，然後把紙推到王景軒面前。
“制度變遷的比較研究。”
霍夫曼靠在椅背上，“華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經濟制度變遷，和米國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產業政策調整過程中的制度變遷，放在一個比較框架裡分析。”
王景軒看著那幾個單詞，目光在“institutional change”和“parative”兩個詞上停了很久。
這正是黃教授一直在引導他思考的方向，但從霍夫曼嘴裡說出來，又多了一層不同的含義。
黃教授更側重於政治學理論框架的搭建，而霍夫曼顯然是希望他從經濟學和組織制度的角度切入，用制度和產業變遷的理論工具，去重新解析他那些年在金島親歷的一切。
王景軒點了點頭，把那幾本書和論文收進公文包裡。
“除了獨立研究，我們中心目前正在做一個關於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比較研究專案，我和幾位同事合作，涉及日國、韓國和新國的產業政策分析，不過研究團隊裡缺少一個真正瞭解這個國家國的人。”
他從桌上那一摞檔案裡抽出一份裝訂好的研究提綱，遞過來，“這是一份關於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產業政策的文獻綜述和資料分析框架。我們需要有人幫忙整理經濟和產業發展相關的原始資料。”
王景軒接過那份提綱快速瀏覽了一遍。
專案框架做得很有條理，分為幾個子課題：出口導向型產業政策、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外資引入的技術溢位效應、勞動力市場轉型與人力資本積累。
每個子課題下面都列了一長串需要收集和分析的資料型別。
霍夫曼又從抽屜裡拿出一份正式的表格，上面已經填好了大部分資訊，工作內容、時間安排、薪資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