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一月中旬的斯坦福，加州的陽光依然明媚。
王景軒每天的生活軌跡簡單而固定，早上七點起床，在公寓樓下的食堂吃一頓簡單的早餐，然後步行去蘭德大樓。
霍夫曼教授給他安排了一張靠窗的辦公桌，旁邊是一臺連線著校園網路的臺式電腦，窗外能看見主方庭的紅瓦屋頂和胡佛塔的尖頂。
日子平靜得像一潭深水。
他每天的科研任務排得很滿。
霍夫曼是個嚴格的導師。
他從來不給直接的答案，只給問題。
有時候是順著王景軒的思路往下挖，把那些王景軒自己都沒意識到的邏輯漏洞挖出來；有時候是忽然把幾個看似毫不相關的文獻串在一起，讓他回去自己想它們之間的聯絡。
每次個別指導結束，王景軒都帶著一堆新問題走出辦公室，回到自己的書桌前繼續啃。
除了理論和文獻的積累，霍夫曼還要求他掌握幾種研究方法，定量分析需要懂得如何設計指標體系、如何從原始統計資料中提取有效資訊、如何用統計軟體做基礎的迴歸分析；定性分析則側重於制度變遷過程的案例研究，如何從大量政策檔案和訪談資料中提煉關鍵變數，如何構建制度變遷的理論模型。
霍夫曼專門給他安排了一個統計學方向的博士後做定量方法的指導老師，每週二下午有一個小時的一對一輔導。
王景軒對這種高強度的學術訓練沒有半點不適應。
一月底的一個週六下午，王景軒正在圖書館裡啃那本《制度經濟學》，對面忽然有人用中文問了一句：“同學，你這本看完了能借我翻翻嗎？”
他抬起頭，一個戴黑框眼鏡、穿著斯坦福連帽衛衣的年輕人站在對面，手裡抱著幾本剛從書架上抽出來的經濟學教材。
兩個人聊了幾句，年輕人自我介紹說他叫陳遠濤，國內過來的公費生，在工程學院讀計算機科學碩士，剛來半年。
陳遠濤聽說王景軒也是剛從國內過來的，眼睛一亮，說週六晚上華人學生會在學生活動中心有個聚會，問他去不去。
王景軒想了想，點了頭。
週六傍晚，王景軒按照陳遠濤給的地址找到了學生活動中心。
那是一棟兩層高的現代建築，外牆貼著紅磚色的瓷磚，門口掛著一塊手寫的牌子，用毛筆字寫著“斯坦福華人學生會春節聯誼會”。
推門進去，裡面已經聚了四五十個人，大多是二十多歲的年輕面孔，有的端著飲料三五成群地聊天，有的圍在一張乒乓球檯旁邊看熱鬧，還有幾個女生在角落裡包餃子，麵粉撒了一桌。
陳遠濤遠遠看見他，快步迎上來，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後拉著他在人群裡轉了一圈，挨個介紹。
王景軒很快就認識了幾個新面孔，一個叫林曉峰的瘦高個，在國內讀的本科，自費來斯坦福讀電子工程博士，已經來了三年多；一個叫趙雪梅的短髮女生，在商學院讀A，也是自費，來了一年半；還有一個叫許正陽的圓臉男生，在理學院讀物理學博士，是國家公派的，剛來不到半年。
幾個人圍著一張高腳圓桌坐下來，話題很快從學業聊到了各自的去向。
林曉峰說他博士論文已經做了一半，畢業後打算先在矽谷找一份工程師的工作，攢幾年經驗再說。
趙雪梅說她A畢業以後想進華爾街或者矽谷的投資銀行，她的目標很明確，就是留在米國。
許正陽則有些猶豫，說他是公派的，按協議畢業後必須回國服務兩年，但他導師建議他繼續做博士後，如果不回去的話需要交一筆違約金。
“我們系去年有一個師兄，也是公派的，畢業後沒回去，直接進了矽谷一家半導體公司。違約金？人家公司幫他交了。”
林曉峰的語氣裡帶著一絲不加掩飾的傾向，“說實話，在這邊幹一年掙的錢，比在國內幹十年都多。而且這邊的科研條件、實驗裝置、資料庫，跟國內根本不是一個檔次。不是我瞧不起國內，是真沒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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