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知微被王景軒從地上拉起來的時候，腿還是軟的。
她扶著他的手臂站了好一會兒，才勉強穩住身體，重新在沙發上坐下來。
她的手指還在微微發抖，但眼神比剛才清亮了一些。
王景軒從地上那個男人身上跨過去，走到牆角那堆紙箱旁邊。
紙箱上落了一層薄灰，封口膠帶已經有些鬆動了。
他撕開最上面那個箱子，裡面整齊地碼著幾個牛皮紙檔案袋。
他抽出其中一個開啟，裡面是一疊拍立得照片，每一張都標註了日期和傷情描述“1991年3月，右眼眶青腫”、“1991年8月，左前臂大面積淤血”、“1992年1月，頸部抓痕及掐痕”。
照片上的傷痕觸目驚心，有些是新鮮的青紫色，有些已經褪成黃褐色，層層疊疊地分佈在同一個身體的不同部位。
盛知微的字型很工整，每一個日期都寫得清清楚楚，像是在實驗室裡記錄實驗資料。
“這些都是你拍的？”王景軒拿著照片走回沙發旁邊。
盛知微點了點頭。“每次他打完我，第二天酒醒以後會去上班，裝作什麼都沒發生過。我就趁他不在的時候對著浴室的鏡子拍下來。”
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出奇地平靜，像是在描述一個實驗流程，“拍立得相機是我用實驗室的科研經費偷偷買的。”
王景軒把照片放回檔案袋裡，又翻了翻其他幾個袋子。
有信用卡賬單的影印件，每一張都被人惡意透支到上限；有高利貸借據的影印件，上面的簽名明顯是偽造的，和盛知微本人的字跡一對比就能看出破綻；還有幾封威脅信，措辭粗鄙，用語直白，顯然出自迪克之手。
每一個證據都分門別類地整理好，有原件有影印件，還附了一張手寫的索引目錄。
這是一個在絕境中依然保持著某種清醒和條理的女人，在黑暗中一點一點收集著反擊的武器。
他把檔案袋全部歸攏到一起，用膠帶重新封好紙箱，然後把箱子搬到門口。
“這些證據足夠把他送進監獄了。但你剛才說你不想打官司，為什麼？”
“我不是不想打官司，”盛知微靠在沙發背上，閉著眼睛，“是我打不起。在米國打一場家庭暴力官司少說也要幾萬美金，拖上幾年都有可能。我現在身無分文，連這個月的房租都交不起。而且他的家族在舊金山灣區有幾代人的根基，他父親是律師，我跟他打官司，等於用雞蛋去碰石頭。就算打贏了，他也可以不斷上訴，把我拖死在程式裡。”
她睜開眼睛，看著地上那個還在昏迷中的男人，目光裡沒有恨意，只有一種深沉的、近乎悲憫的疲憊。
王景軒沉默了片刻，然後點了點頭。
他在沙發上重新坐下，把紙箱推到一邊，換了個更實際的切入點。
“你剛才說他以你的名義借了很多錢。總共欠了多少，你心裡有數嗎？”
盛知微低下頭，手指在毛衣袖口上無意識地摩挲著。
“我偷偷查過幾次信用記錄。信用卡透支加上高利貸，本金大概二十多萬。但他借的那些高利貸利息很高，拖了好幾年，利滾利翻了不少。具體多少，我已經不敢算了。”
她的聲音越來越小，最後幾個字幾乎聽不見。
“大概在什麼範圍？”
“三十多萬。”她說出這幾個數字的時候，肩膀明顯往下塌了一截，“可能更多。”她又補了一句，聲音輕得像從地縫裡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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