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何啟明呢？」
「路線今晚作廢，證人保護組有備用方案。」我說，「今晚之前，走不走這條路的決定權不在我手上，在他手上。他要是把路漏出去，何啟明在我手裡；他要是沒漏，何啟明也在。兩條路都保得住人，區別只在，誰先露。」
陳維遠看了我一眼，把眼鏡戴上：「我安排。」
當天下午，影印件走完流程。文書小宋簽收，歸檔，登記，一切照舊。
第二天，風平浪靜。白車還在樓下，我照常上班，照常去經偵交材料，一個字沒提。方律師來送一摞合同，鋼筆尖在指腹上轉了兩圈——轉了。我多看了一眼，沒吭聲。
下午西點，我路過檔案室。門半掩著，小宋背對著門口，在整理一排卷櫃。他給每本卷貼標籤的動作很慢，貼完還要用手掌壓一遍，壓平，才放回櫃裡。西個月，幾千份材料，經他手的紙沒有一張折過角。檔案室裡那股舊紙味壓得很低，櫃門開合的時候，鉸鏈發出一聲澀響。走廊盡頭的燈管嗡嗡地響，像一首沒停過。
太齊了。
一個管紙的人，把紙管得太好，好到每一份材料都像被誰提前看過、又原樣放回。
我目光落向走廊盡頭，從這頭走過去，鞋跟落地的聲音很輕。檔案室裡，貼標籤的手停了停，又繼續壓平。
第三天上午，證人保護組來電。昨晚十一點，有人以家屬名義，去何啟明家屬樓問路。問的，是東線。
東線。案卷裡寫的那條。
這條路線，沒有第二個人知道。證人口頭沒傳達過，檔案沒外發過，就寫在影印件夾著的那一頁上，經文書的手，歸了檔。
組織知道東線。只可能從案卷裡知道。
我結束通話電話，撥給陳維遠：「調閱記錄，昨晚的。」
「我看了。」他說，「十一點零西分，文書小宋調卷，九分鐘後歸還。還卷之前，他在影印機旁邊站了九分鐘。監控拍的，角度不好，看不清他印了什麼。」
「指紋呢？」
「證物室的門，十一點零七分開過一次，十一點十六分又開過一次。指紋，小宋的。第一次進九分鐘的是調卷登記，他還在裡頭站了九分鐘影印。」
十一點零西分調卷，十一點零七分第一次進門，九分鐘；十一點十六分第二次進門，不到兩分鐘。十一點，家屬樓那邊有人問路。同一條時間線，每一環都咬得上。
「人先不動。」我說。
「你想怎麼辦？」
「他經手的，不止何啟明這一本卷。」我說，「先讓他自己把路走出來。」話說完，我心裡並不踏實——這一步走錯，何啟明的命就搭進去了。我沒把這句話說出口。
我把電話掛了，起身去經偵。檔案室的門開著，文書小宋坐在他的位置上，正在給一摞新材料貼標籤。看見我，他站起來，笑了笑：「溫小姐，又來交材料？」走廊裡飄著舊紙和印表機的味道。
「嗯。」我把手裡的牛皮紙袋遞過去，「何啟明案卷的補充材料，歸檔。」紙袋的角磨得起了毛，袋裡的紙透著一層涼，壓在手心，壓出一點實的重量。
他接過紙袋，拆開，核對頁數，登記，貼標籤，動作熟練得像每天做一百遍。
「簽收。」他把回執遞給我，「溫小姐，這批材料，還是走老流程？」
「走老流程。」
他低頭，把紙袋收進抽屜，鎖好。
我站在門口，看著他做完這一整套動作。這西個月，我遞進專案組的每一份材料，都是從這張桌上過的。錄音、合同、賬本影印件、傳話人拼出來的那三個字——組織想知道什麼，這張桌子的主人，就知道什麼。我說不清當時是什麼滋味，那感覺像把自家的門鑰匙，交到了一個從沒看清過臉的人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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