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9章
於可遠繼續逼問道：“佛教多次法難是否皆與此有關？”
祖圭答道：“這和辯論的題目並不相關，施主似乎有些強人所難了。”
“當然相關，大師答不出，是因為答案對佛教不利。東漢末年，三教‘夷夏之辨’剛剛萌芽，牟子所著《理惑論》，便表明了佛教發展中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既佛教作為外傳教派，進入漢地必然有個融受的問題。不僅是佛教，無論哪種外來文化，其與漢地文化的融合，都要以漢地文化為中心，以我泱泱華夏、中央之國為正統。以外來文化為借鑑、為輔助來實現的。”
於可遠輕笑著道：“毋庸置疑的一點，華夏是正統，是五方十地、萬國先進的代表，而蠻夷是民化未開的蠻荒之地，這便是所謂的‘夷夏之辨’。它起初屬於民族和地域的矛盾，漸漸演變為文化的態度。佛教源自天竺，要想被漢人採納和接受，就務必融入漢地。大師，我講了這些，您是否仍舊人圍毆《老子化胡經》對佛教漢化沒有絲毫的幫助？”
其實，這些僧人都很明白，夷夏之辯看似是道士和儒士在為難和尚，不希望和尚繼續發展，但跨過這個坎，佛教與華夏的聯絡便會越來越深。
哪怕有多次的滅佛行動，也只是政治上強硬的滅佛，並不能從理論和思辨角度真正將佛教駁倒，佛教便在這無數的磨難中蛻變、成長，成為華夏文化中難以磨滅、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不再是“蠻夷教派”，而是真正正正的漢地本土教派。
佛教經受住了“夷夏之辨”的考驗，即便是《老子化胡經》，也僅僅是道士將佛教類歸為其下的一種偽證，這種偽證是不堪一擊的，但足夠深入人心，反而幫助佛教融入了華夏。
和尚們沉默了很久，祖圭終於開口道：“我先答施主第二個問題，多次佛教法難確實與其相關。”
“那麼，釋迦牟尼的經文是可變的嗎？”於可遠又問。
“當然不可。”
“既然不可，沙門為何從最初的不敬王者，在北朝經歷過一次廢佛行動後，就變成了需敬王者？佛教的規矩一直在變，一直在歸順漢地的習慣和規矩，這是否也能證明佛教在適應著華夏？”
祖圭再次沉默了。
“孟聖人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具有蠻夷血統的舜和周文王皆被儒家奉為華夏的先王，鄙人以為，佛教聖賢為佛教在漢地之傳做下不可磨滅的功勞，使得佛教為我華夏之佛教，為我漢地之佛教，亦如‘言中國禮儀之盛而蠻夷無也，言蠻夷雖有君長而無禮儀，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儀不廢，故曰蠻夷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以，佛教本無漢地之禮，因有道儒之助，三教之爭是融合之爭，是互助之爭，是禮義與非禮義之爭、道德與非道德之爭、文明與野蠻之爭，亦如今日之‘老子化胡’之辯，無非我泱泱華夏、中央之國的文明之辯，誠如韓愈所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而夷之，夷而進於中國而中國之。’在漢地意識尚處於萌芽狀態嗎，周禮相對於夷禮並無顯著優勢，夷禮也應受到讚賞，何況漢化後的佛教？因而，鄙人以為，老子化胡，其文雖偽，用夏變夷，方有今日之佛教，故雖無‘老子化胡’，實有‘老子助胡’。”
言罷，於可遠朝著那群和尚恭敬地行了一禮。
老謀深算的和尚們固然料事如神，卻也沒想到於可遠會挑選這樣一個刁鑽的角度，直接認可《老子化胡經》的偽證性，反而從《老子化胡經》對佛教發展的真實幫助上，展開了毫無漏洞的爭辯。
此刻，於可遠身後的道士們真有些失落。
因為他們深刻意識到，從今往後，從這次會講之後，道教再不能拿《老子化胡經》向佛教發難了，什麼夷夏之辯，什麼沙門袒服，都隨著佛教一次次的磨難而完全泯滅在歷史長河中，它與發源地的原始佛教毫無關聯，是徹頭徹尾的教派，與道教並無本質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