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元月5日清晨五點，天剛矇矇亮，刺骨的寒風捲著霜氣，席捲著泰安城郊的六郎墳。
這片荒坡上枯草倒伏，地面凍得堅硬如鐵，四周一片死寂，只有遠處零星的雞鳴，劃破這沉鬱的晨光。
兩名全副武裝的武警戰士，押著一個戴著手銬腳鐐的女人緩步前行。金屬鐐銬相互碰撞，發出清脆又刺耳的聲響，在空曠的荒坡上格外清晰。
女人名叫劉國琴，時年43歲，頭髮枯黃凌亂，緊緊貼在佈滿皺紋的臉上，原本精明的眼神早已渙散，只剩下無盡的麻木與絕望，身上的囚服被寒風吹得緊緊貼在身上。
她一步步走向刑場，腳下的路，正是她一年前親手鋪就的絕路。
當法官莊嚴宣讀最高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死刑原判的命令，問她還有何遺言時，劉國琴嘴唇哆嗦著，用盡最後一絲力氣，吐出一句蒼白的話：“人是我害死的，我償命。”
一聲正義的槍響，徹底終結了她罪惡的一生。
而這一切的因果，都要回溯到1988年元月5日，那個寒風凜冽的傍晚，泰安三聯旅社321房間裡，那場精心策劃的謀殺。
一、寒夜警笛：旅社客房裡的無名男屍
1988年元月5日，農曆丁卯年臘月十七，泰安城的冬日，夜幕總是降臨得格外早。
下午五點剛過，天色便徹底暗了下來，像是被一塊巨大的黑布牢牢罩住，寒風裹挾著細碎的雪粒，刮在臉上生疼，街上的行人裹緊棉襖，步履匆匆，只想儘早躲進溫暖的屋內。
就在這時，山東省泰安市泰山區公安分局的大院裡，一輛墨綠色北京吉普車驟然亮起警燈，尖銳刺耳的警笛瞬間劃破城區的寧靜。
副局長李敦忠端坐副駕駛，神情冷峻，眉頭緊緊擰成一個川字；身後坐著刑警隊長賈全基、偵查員孫新田、技術員古波，以及法醫陳法增，所有人臉上都看不到一絲笑意，周身瀰漫著緊張凝重的氣息。
就在半小時前，站前派出所所長宋剛的緊急報案電話打到分局：三聯旅社321號房間，發現一具男性屍體。
人命關天，刻不容緩。李敦忠當即帶領刑偵骨幹，顧不上吃晚飯，第一時間驅車趕赴現場。
吉普車在暮色中疾馳，車輪碾過微涼的路面，短短十幾分鍾，便抵達了位於火車站附近的三聯旅社。
此時的旅社大堂，早已亂作一團，值班服務員臉色慘白，渾身發抖，所長宋剛帶著民警守住樓梯口，嚴禁無關人員出入，保護案發現場。
“李局長，您可來了，就在三樓321房間，死者是一名中年男性，已經沒有生命體徵，現場看著很不對勁。”宋剛快步迎上前，聲音帶著難以掩飾的慌張。
李敦忠微微點頭，揮手示意眾人開展工作。法醫陳法增拎起法醫箱，技術員古波戴好手套、拿起勘查裝置，一行人沿著狹窄的樓梯快步上樓。
剛走到321房間門口，一股淡淡的、混雜著嘔吐物與藥物的異味，便撲面而來。
推開虛掩的房門，現場景象清晰映入眼簾：不足十平米的客房裡，陳設簡單，一張雙人床佔據了大半空間，死者仰臥在床上。
周身蓋著厚厚的棉被，僅穿著貼身背心和褲頭，四肢自然攤開，看似像是熟睡，可週身的死寂，卻透著一股詭異。
陳法增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掀開棉被，開始進行初步屍檢。
藉著昏黃的燈光，警方清晰看到，死者頸部、喉結兩側，分佈著4處明顯的皮下出血，紫黑的印痕深深嵌在皮膚裡，觸目驚心；死者右下腹部，有一道14.5釐米長的縱向手術疤痕。
從劍突位置延伸而下，另有一道12釐米長的陳舊性縱向手術疤痕，兩道疤痕交錯，見證著死者生前的病痛；
更可疑的是，死者劍突下緣，有一個米粒大小的針孔，周圍皮膚泛紅，生活反應明顯，絕非死後形成。
隨後的屍體剖檢中，法醫更是在死者體內，發現了一根大號縫衣針。
與此同時，技術員古波對現場進行全方位勘查：房間內桌椅、行李擺放得整整齊齊，沒有任何打鬥、翻動的痕跡，完全不像激情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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