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海離開後，江一鳴獨自在辦公室裡坐了許久。
他拿起電話，撥通了呂邦政的號碼。
“邦政，你還在廳裡嗎？”
“在，廳長。剛看完明天排程會的材料，正準備走。”
呂邦政回應道。
“來我辦公室一趟。”
“好，我馬上過來。”
呂邦政來得很迅速，他看到江一鳴的神色，便知道又出了大事。
“廳長，建海那邊有什麼新情況？”
“孫鐵交代了一起舊案，五年前江城柳河苑的強姧殺人案，當年是王立林牽頭辦的。”
江一鳴的聲音很平靜，但呂邦政能聽出那平靜底下壓著的分量。
“孫鐵說那案子是他乾的，但當年被判死刑的是另一個人，叫張柯。”
呂邦政的瞳孔猛地收縮，像是被什麼東西刺了一下。
他沒有立刻回應，而是先緩緩在江一鳴對面的椅子上坐下，後背陷進椅背裡，過了好幾秒才開口：“張柯……這個名字我有印象。當年那案子在廳裡鬧得很大，說是鐵案，證據鏈完整，嫌疑人供認不諱，從立案到判刑不到四個月。但後來我聽說……張柯在法庭上翻過供，說自己是被逼的，但沒人信。二審維持原判，年底就執行了。”
他說完這句話，辦公室裡安靜得只剩下牆上掛鐘的滴答聲。
江一鳴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盞檯燈的底座上，停了一會兒才說道：“如果孫鐵說的是真的，那這案子就是冤案。人被槍斃了，翻不過來。但如果這件事被坐實，王立林的問題就不只是工作失誤那麼簡單了。他當年是刑偵總隊長，簽了字的，這條線上的責任，他躲不掉。”
“這件事的背景，我比較清楚。”
呂邦政緩緩講述道：“當年，有一位級別很高的大領導來江城視察工作。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柳河苑小區突然發生了那起性質惡劣的兇殺案，訊息不知怎麼傳到了大領導的耳朵裡。領導非常震怒，認為這暴露了地方治安管理的重大隱患，當即對東江省提出了嚴厲批評，並明確指示，必須限期破案，給受害人家屬和全社會一個明確的交代，同時要立刻著手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絕不能再發生類似事件。”
“省委省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高度重視，立刻對省公安廳下達了死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價，必須在一個月內偵破此案，給上面、也給群眾一個說法。王立林作為刑偵總隊的總隊長，就頂上了這泰山壓頂般的壓力，整個刑偵系統就像一部被擰緊了發條的機器，晝夜不停地高速運轉，所有人的神經都繃到了極限。張柯的案子，就是在那種‘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極端氛圍下，被以超常規的速度辦結的。”
“從表面上看，當時的證據鏈似乎環環相扣，形成了閉環，但如今冷靜下來複盤，很多細節其實非常粗糙，邏輯上存在不少跳躍和疑點，根本經不起深入的推敲和時間的檢驗。現在回過頭去看，那更像是一場為了完成任務、向上級交差而倉促編排、匆忙落幕的‘表演’，破案的‘時效性’和‘社會效果’被擺在了事實真相與司法公正的前面。”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更加凝重：“如果孫鐵今天說的都是實話，那張柯無疑就是替罪羊，一個在特殊時期被推出來平息事端的犧牲品。說實話，我們當年在內部也不是沒有過疑慮和討論，一些老刑警私下裡也覺得案子辦得太快、太‘順’了。但是，一旦案件被正式宣告偵破、結案，並且得到了上級的肯定和表彰，這就成了一塊誰也不敢輕易去觸碰的‘鐵案’。翻案的阻力太大了，涉及的面太廣，牽動的利益太多，沒有人願意、也沒有人敢去冒這個風險。王立林本人，也正是因為成功‘偵破’了這起引起高層關注的惡性案件，立下了大功，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表彰，他由此順利進入了副廳級領導幹部的後備名單，仕途邁上了關鍵的新臺階。”
江一鳴聽完，臉上露出“果然如此”的神情。他早就料到這背後的故事絕不會像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
平心而論，他並不認為王立林會出於純粹的惡意去故意製造一起冤假錯案。
但當時那種自上而下、層層加碼的巨大壓力，那種“限期破案”的死命令所營造出的特殊環境，確實扭曲了正常的辦案邏輯和節奏。
壓力傳導到每一個環節，誰都害怕承擔“辦案不力”的責任，誰都急於拿出一個“成果”。
王立林當時正處在個人仕途上升最關鍵、最需要政績來證明自己的時期，這個突如其來的、備受關注的案子，既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也成了一個不容錯過的“機會”。
於是，張柯案，就在這種複雜的背景下，成了他向上級、向各方交出的那一份“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