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石每天都在總理衙門裡忙碌地處理各種公務。大秦的政體正在經歷一場快速而深刻的變革，從傳統的六省六部制逐漸演變為更適合工業化發展的眾多部門。
這種變革使得軍政分治、刑民分治成為可能，各個部門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和任務，吏部、戶部拆分成民政部、交通部、商業部，讓管理變得更精細，責任更具體。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集中辦公的總理衙門應運而生。它成為了整個國家行政事務的核心樞紐，負責協調和管理各個部門的工作。離石作為總理衙門的最高負責人，手中掌握著權力無形變得更大了。
他充分利用這一權力，不僅致力於推動國家政體的改革，還注重培養官員們的思想觀念。透過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他逐漸讓官員們的思維方式接近自己，使他們逐漸適應並習慣了“上班”這個概念。
為了進一步加深這種觀念，離石還會在下班後邀請官員們一同前往阿房宮，在那裡盡情吃喝，享受輕鬆愉快的休息時間。這樣的宴請活動不僅增進了官員們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也讓他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而當涉及到接見外國使臣時，離石會選擇在萬民宮進行宴請。萬民宮作為大秦的外交場所，展示了國家的威嚴和實力。在這裡，離石與外國使臣進行會面和交流，處理各種外交事務。
至於大朝會，則是在萬民殿舉行。大朝會是大秦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活動，每月都會召開一次，通常安排在月初。在大朝會上，皇帝會與眾多官員齊聚一堂，共同商討國家大事，制定政策和方針。由於政事堂正式進化成總理衙門，這使得朝歌城成為了大秦帝國的帝都，也就是所謂的中京。
然而，奉聖城作為曾經的帝都，自然不能被廢棄，於是它被定為了西京。這樣的安排原本是為了平衡奉聖城人的失落情緒，但沒想到卻引發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
南方的世家子弟們在報紙上大肆製造輿論，試圖鼓吹分裂和分治。面對這種情況，政事堂不敢輕易決定關於京都的大事，於是他們將此事上報給了秦皇。秦皇為了平息讀書人的情緒，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將建康定為南京，同時將右北平定為東京，反正我改個名字的事，在他看來都不算大事。
如此一來，一下子就冒出了四個京都。原本南方世家的目的是想把定都一事鬧得天下皆知，從而引發南北之間的地域不和，但秦皇的這一舉動卻讓他們的計劃落空了。
誰能料到，秦始皇對於定都這件事情竟然毫不在意！他大手一揮，一口氣增加了四個京城，分別位於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這一舉動讓所有人都感到非常舒適，畢竟這只是表面上的事情而已。
接下來，政務堂改制就成了重點。政務堂的首相秦坊可不是一般人，他可是個狠角色制，而且，由於這是他最後一屆擔任首相，所以他也沒有什麼顧慮。
而新任首相則是新儒家的方雄。新儒家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大一統，他們認為只有皇權統一，國家才能長治久安，總理衙門成了集權的體現，因為總理衙門總理一切事務，光聽名字就是高度集權，總理也比首相更貼切。
墨家將帝國交給新儒家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是一個皇權統一的國家了。現在，就看新儒家如何維護這個帝國的皇權統一了。
在墨家執政的最後三年裡，他們遭遇了一系列的天災人禍，為了四處救災，墨家可謂是耗盡了精力。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新儒家並沒有給墨家使絆子，這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可也把墨家盯得死死的，要是出現救援不及或是重大安全事故，就會豉動御史臺追責，把後三年積累執政經驗的墨家系官員整治的痛不欲生，現在終於把執政的權柄交給新儒家，墨家終於可以在一旁監督，這也算是另類的報復，現在大秦執政的傳統已基本形成，法家、墨家、新儒家，三家學派輪流執政，其他諸子百家只能依附大學派當官，沒有學派支援的官員也有，只是很少能晉升到高位，即使晉升到高位，也沒有足夠的人脈關係、後繼人才支援，走得更遠，人以類聚物以群分，這便是現實。
全新的統治方式，宛如一場風暴席捲而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秩序變革。大秦帝國這個歷經滄桑、沉浮的國度，儘管擁有後世積累下來的豐富見識，但面對如此陌生的新世界，也不禁感到有些力不從心。
在這紛繁複雜的局勢下，離石不得不做出艱難的抉擇——將政體衍化的主動權下放。這意味著他不再像過去那樣事必躬親，而是將更多的權力賦予地方和各個階層。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離石完全放棄了對國家大事的掌控。在那些事關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務上，他依然會果斷地進行干涉，以確保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和自己利益不受損失。
世界並未因離石的殆政而停滯不前。相反，新儒家在四京迅速崛起，並建立起了自己的總理衙門分支。他們利用電報這一先進的通訊工具，加強了對天下的統治。同時，新儒家還積極組建早已成形的快速反應部隊，配備了螺旋槳運輸飛機，以便能夠迅速將軍隊運送到需要的地方，撲滅任何敢於反抗大秦統治的勢力。
新儒家的這一系列舉措，猶如一把熊熊燃燒的烈火，燒得如此狂野，燒得令人矚目。尤其是他們組建快速反應部隊的行動，更是得到了軍部的一致好評。新儒家的行事風格與軍部的需求高度契合，這使得軍部對他們刮目相看。
於是，軍部開始積極推動擴軍的申請，紛紛上奏秦皇，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兵力支援。秦皇對軍部的請求表示重視，他將這些擴軍申請轉交給剛剛上位的新儒家總理方雄。
面對這一重任，新儒家毫不退縮，他們展現出了卓越的領導才能和應對挑戰的勇氣，不負眾望地批准了擴軍請求，從此秦軍由帝國供養、訓練、武裝，杜絕了私人武裝誕生的土壤。
在帝國預算會上，皇帝陛下意氣風發，大筆一揮，毫不猶豫地做出了一系列驚人的決策。他下令帝國銀行增印紙幣，將紙幣總供應量增加整整二百億！這一舉措無疑會對國家的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與此同時，陸軍也迎來了大規模的擴軍計劃，一百萬新兵將被徵召入伍，以增強國家的軍事實力。而海軍方面同樣不甘示弱，擴軍三十萬，並且每年還要建造十艘新軍艦，以及一百艘運輸船，以提升海軍的作戰能力和後勤保障。
不僅如此，大炮、槍支彈藥等軍備物資的生產也將大幅增加，以滿足軍隊日益增長的需求。然而，由於空軍人員素質較高，擴軍規模相對較小，只能增加五萬人。
總的來說，新儒家執政的第一把火，就是毫不吝嗇地大把花錢。這種大規模的支出，讓許多人對國家的財政狀況感到擔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從大秦官員們發現一個奇妙的現象後，他們對這種花錢方式的擔憂便漸漸消散了。
原來，當這些錢被花出去後，只要流入工人和農夫的手中，就會讓天下人手裡都有了錢。而大秦控制的國有工廠，只要不停地生產商品，就能在短時間內將花出去的錢再賺回來。
更重要的是，隨著錢流通的速度越來越快，市面上形成的資金流也會越來越大。這樣一來，每件商品中所包含的部分稅收就會更容易被徵收。畢竟，國營工廠繳稅就如同左手倒右手一般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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