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已經失蹤了一整天了一直找不到人,能聯絡的人都聯絡過了,能找的地方也都找過了就是找不到人。”
王冕和姐姐王蓮來警局報案道。
初冬的風裹著砂礫,颳得派出所的玻璃窗嗚嗚作響,也颳得報案人的聲音裡裹著一層化不開的焦灼。
王蓮站在接待室的長條桌旁,雙手絞著洗得發白的帆布包帶子,指節因為用力而泛出青白色,眼睛紅腫得像兩顆浸過水的櫻桃,說話時帶著明顯的鼻音,每一個字都像是從嗓子眼裡擠出來的,帶著抑制不住的顫抖。
她身後的王冕則是另一番模樣,二十出頭的年紀,穿著一件皺巴巴的黑色夾克,頭髮亂得像雞窩,腳下的皮鞋沾著泥點子,一看就是奔波了許久。
“我也是服了這個老不死的老東西,早不見晚不見,偏偏在老子就要結婚的時候失蹤,真是晦氣,早點死了算了,整天就知道折磨我們這些年輕人。”
王冕在一旁不停的抽菸,一頓罵。
他煩躁地掏出煙盒,抖出一支菸叼在嘴裡,打火機“咔嚓”響了好幾聲才勉強點燃,青色的煙霧立刻在他面前瀰漫開來,嗆得他猛咳了兩聲。
他一邊咳,一邊用腳狠狠碾著地板上的菸灰,眉眼間滿是不耐和怨懟,彷彿失蹤的不是他的親生父親,而是一個惹麻煩的累贅。“下禮拜就要訂婚了,彩禮酒席全他媽敲定了,他倒好,玩失蹤?這是想讓我在親家面前丟盡臉嗎?”王冕狠狠吸了一口煙,將菸蒂摁滅在桌上的菸灰缸裡,火星濺起,又被他不耐煩地揮手掃開。
一旁的王蓮也是不敢多說一句,只能配合警方錄口供。
她偷偷抬眼瞪了弟弟一眼,那眼神里有無奈,有斥責,卻又很快低下頭去,不敢真的惹惱他。
王蓮從帆布包裡掏出一箇舊舊的筆記本,指尖劃過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跡——那是她昨晚一夜沒睡,整理出來的父親可能去的地方:老鄰居家、菜市場的棋攤、城郊的祖墳……每一個地方後面都畫了一個叉,代表著毫無收穫。
她將筆記本推到民警面前,聲音細若蚊蚋:“警察同志,這是我們找過的地方,真的,能找的都找遍了。”
“你父親王富貴是什麼時候不見的?”
陳北安像是司空見慣了一般,沒有在意一旁發牢騷的王冕。
他約莫四十歲,穿著一身熨帖的警服,臉上帶著常年辦案留下的沉穩和銳利。他接過王蓮遞來的筆記本,手指快速地翻著,目光在那些打叉的地名上掃過,眉頭微微蹙起。
他沒有理會王冕的抱怨,也沒有被王蓮的眼淚牽動情緒,只是拿起桌上的筆,在筆錄本上寫下“王富貴”三個字,筆尖劃過紙張,發出沙沙的聲響,在這略顯嘈雜的接待室裡,竟透著一股讓人安心的力量。
“昨天下午六點,我爸在宏昌番薯幹加工廠上班,幫人家燒鍋爐,然後昨天晚上一直不見人回來,到了飯點不見人回來,起初我還以為是他今晚要加班,發了訊息我爸也沒有回,起初我也沒太在意以為是加班沒時間看手機,但後面一直等到了十點多都不見人回來我擔心是不是路上出啥事了,還去宏昌番薯幹加工廠去找人,但人家廠子大門都關了,我打電話給人家老闆,說是加班到八點就下班了,老闆人不在廠,不知道情況,打電話問其它員工也說是沒注意到我父親的動向,因為今晚加班的就我父親一個燒鍋爐的,還有包裝部收貨的兩個年輕小夥子。”
王蓮深吸一口氣,努力平復著情緒,將事情的經過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她的聲音漸漸平穩了些,只是說到最後,還是忍不住帶上了哭腔。“我爸在宏昌幹了三年燒鍋爐的活,從來沒出過差錯,每天都是六點下班,七點前準能到家。昨天我燉了他最愛喝的蘿蔔排骨湯,從六點半等到七點,等到八點,湯都涼透了,他還是沒回來。”她抬手抹了抹眼角的淚,“我給他發微信,發語音,打了十幾個電話,都是石沉大海。我弟說,可能是廠裡臨時加班,燒鍋爐的活,有時候收尾慢,我就信了,可等到十點,還是沒動靜,我這心就慌了。”
王蓮頓了頓,嚥了口唾沫,繼續說道:“我騎著電動車去了宏昌,那廠子在城郊的工業園裡,晚上黑燈瞎火的,大門關得嚴嚴實實,鐵柵欄上還纏著鐵絲網。我趴在門上喊我爸的名字,喊了半天,裡面靜悄悄的,連條狗叫都沒有。後來我想起老闆的電話,是我爸之前存我手機裡的,我打過去,那邊是個不耐煩的男聲,說廠子早就下班了,加班到八點就散了,他自己在市區陪客戶吃飯,根本不知道廠裡的事。”
她說到這裡,王冕在一旁冷哼了一聲,插了句嘴:“那破廠子,烏煙瘴氣的,燒鍋爐的地方跟地獄似的,我早就讓他別幹了,他偏不聽,說什麼老闆給的工資高,能幫我攢彩禮錢。現在好了,人不見了,彩禮錢沒攢著,倒先給我添了這麼大的麻煩。”
陳北安抬眼瞥了王冕一下,眼神里帶著幾分冷意,王冕立刻識趣地閉上了嘴,又掏出一支菸,卻被陳北安桌上的“禁止吸菸”警示牌堵了回去,只能悻悻地將煙塞回煙盒。
王蓮看了弟弟一眼,繼續對陳北安說道:“老闆說加班的就兩個人,一個是我爸,負責燒鍋爐和清洗裝置,還有兩個是包裝部的年輕小夥子,是負責收貨的。我又按著老闆給的號碼,打給那兩個小夥子,他們說,他們是下午五點來的,收完最後一批番薯原料,八點整就打卡走了。走的時候,還聽到鍋爐房那邊有動靜,像是有人在剷煤,還有水管放水的聲音,所以他們以為我爸還在幹活,就沒打招呼,直接走了。”
“但那兩個小夥子說是他們收完貨到點就走了,他們走的時候沒看到我父親出來,因為燒鍋爐的還要幫忙清洗大鍋爐,所以正常情況都是比包裝部收貨的都還要晚一點的,所以當時廠子裡就剩下我父親和門衛了,但門衛也說沒看到我父親出來,他也進去檢視過每個部門確定沒人了,才關了廠子大門回家去了。”
王蓮的聲音越來越低,說到最後,幾乎帶著一絲絕望。“我後來又聯絡上了廠子的門衛,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大爺,姓周。周大爺說,他每天晚上八點半鎖大門,鎖門之前,都會挨個車間轉一圈,看看有沒有人沒走。昨天晚上,他轉的時候,鍋爐房的門是虛掩著的,裡面燈亮著,但沒人。他喊了兩聲‘老王’,沒人應,以為我爸已經走了,就把燈關了,門帶上,然後去了別的車間。一圈轉下來,都沒人,他就鎖了大門回家了。”
“周大爺還說,我爸那個人,性子犟,幹活認死理,每次清洗鍋爐都要洗得乾乾淨淨才肯走,有時候要弄到九點多。但昨天,他八點半去看的時候,鍋爐已經洗好了,裡面的水都放幹了,工具也擺得整整齊齊的,不像是沒幹完活的樣子。”王蓮說著,眼淚又掉了下來,“警察同志,你說,我爸他能去哪啊?他身上就帶了幾十塊錢,手機也沒帶充電器,就算是走丟了,也該給我們打個電話啊……”
陳北安沉默著,手指在筆錄本上輕輕敲著,發出規律的聲響。他抬眼看向王蓮,目光銳利如鷹:“你父親有沒有什麼仇家?或者最近有沒有跟人起過爭執?比如廠裡的同事,或者老闆?”
王蓮愣了愣,搖了搖頭:“我爸那人,老實巴交的,一輩子沒跟人紅過臉。在廠裡跟誰都處得不錯,老闆也挺器重他的,說他燒鍋爐的手藝好,燒出來的番薯幹成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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