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一個消亡非常早的諸子學派，沒有人能說清墨家為什麼會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
要知道，在先秦時代，墨家曾經是最重要的諸子流派，孟子都說：天下之學不歸於楊則歸於墨。墨家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從張誠的視角看，春秋戰國諸子學派中，墨家是唯一一個具有組織力的學派。
這和墨家的構成、墨家參與的工作有關。
墨家大多數成員都是工匠，即便墨子這樣的人，也更多像一個具有理論水平的工程師。工匠之間的交流不僅僅是語言，技術的交流是建立在一系列標準之上的——長寬高、頻率、重量等等這些在尋常諸子那裡並無意義的計量單位，對工匠們來說確是至關重要。
工匠甚至可以完全不需要語言，只用圖表、數字進行交流。
一個匠師的方案交給另外一位工匠去完成，要求的不是工匠有什麼獨到的理解和演繹，而是一絲不苟的完成匠師的設計，並且和下一個部件深深契合。
墨家弟子們對標準、流程高度敏感。
墨家可不只是製作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那麼簡單。他們最主要的工作都是大工程。建一座房子、建一座城市、開啟一條兵器生產線、防守一面城牆……這個過程中要調動數十上百人，甚至會排程成千上萬人。墨家的領袖要能夠把成千上萬人分門別類的放在大專案上，規定每一個單元的作業標準和秩序，最終出品可能只是一張弩，這張弩經歷了幾十個不同工序，最後還要能拼裝到一起，符合最初設計的要求。
這靠的就是組織度。
所以墨家是春秋戰國時期組織能力最強、組織度最高的一個學派。甚至不只是一個學派，為了實現對人員的高度管理，墨家自生演化出類似宗教的體系，從精神上控制每一個門徒。
鉅子是教主。鉅子代表著整個門派的最高利益，每一個門徒都要有為鉅子犧牲的勇氣和決心。
任何學派都做不到這一點。
也正是因為墨家對統一標準、團結協作如此執著，最後墨家學派投身到大一統國家的建立過程。墨家來到秦國，融入到孝公時期的秦國之中，墨家的協作方式和組織特點，促成了成文法的普及，商鞅等人吸取了墨家的原則，推動了政治改革，法家以格外光耀的形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
而商鞅所提出的社會治理原則，大部分都能在墨家體系裡找到。被稱為法家的商鞅，本質上是一個文筆條理更清晰的墨家而已。
而後大儒荀子訪問秦國，兩位弟子李斯和韓非最終都成為法家的一代宗師。
韓非為法家構築了強大的理論體系，這個體系，本質上是以儒家的陳述方式，弘揚了墨家的處世態度。韓非的法家，相當多的內容也來自於對墨家的融合。
這就是儒家的力量——儒家最善於偷家，最善於把別人的理論融入到自己的體系中，或者化用別人的理論，成為自己的一套體系。
來到秦末的張誠，在和公孫尼子、張蒼等大儒的接觸過程中，在和歐冶子淵這樣的墨家鉅子的接觸中逐漸產生了一種新的看法：所謂法家，其實就是墨家。是排除了自然科學和工匠組織的那部分墨家。
墨家從來沒有死，只是換了一個名字而已。
張誠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哲學家和古代諸子研究的專家，所有這些看法，更多的只是從個人視角、個人感知獲得的。這樣的結論拿到兩千年後，大概也會被視作是異端。
不過，從這樣的思考得出來的結論就是，墨家並不像一直以來以為的那麼封閉、固執、倔強，墨家的精神也並沒有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將天下鑄造為一，實現高度組織化，處事強調流程和規則，使用賞罰來影響公眾的行為……墨家所倡導的這些，用“法家”名義繼續延續下去。
而墨家的鉅子、墨家的準宗教體系，則在和一皇權、相權、官僚體系的對抗中，被歷史所抹殺。
墨家的工匠技藝、組織方法，卻又在民間工匠之中，一代一代被繼承了下去。只是由於工匠之術逐漸分化，工序越來越繁雜、行業間隔越來越遠，才讓原有的墨家工匠組織徹底瓦解。
反倒是張村這種密集的工業集合體，在一個城鎮以重工業為核心，發展出來成體系的工業類別，讓區域的工業工匠能夠始終保持在組織化執行的狀態。大家有了共同的安全需要、經濟需求、文化需求，就能夠集合在一起，保護這個村莊。
幾次外敵來襲，張村工匠都自發的快速組織起來，甚至對草原的遠征，以“支援我們長城外的新村”的名義，也能得到全體工匠、工人的積極響應。
這幾乎接近於墨家的理想。
“是的，我會把張村的模式不斷完善、推動、發展下去，我也會把物理和機械技術不斷推進和發展下去……”張誠這樣回答歐冶子淵。這不算是一個很令墨家鉅子滿意的回答，但是足夠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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