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列裡面對著鏡頭，表情平靜而沉穩，用了好一陣子掃視停機坪周圍每一個準備登機計程車兵的面孔，然後開口，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地傳進了錄音裝置裡。
“1939年的蘇芬戰爭，是蘇聯陸軍在歷史上的一場血淚教訓，那一年，在芬蘭的冰天雪地裡，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許多英勇的紅軍戰士永遠長眠在了異國的凍土上，沒能回家，這份記憶，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腦海裡。”
他停頓了一下，目光越過鏡頭，彷彿在看向更遠的地方。
“今天，我要去列寧格勒，我將與列寧格勒方面軍和波羅的海艦隊的指戰員們站在一起，我們將共同洗刷1939年的恥辱，芬蘭方面在這幾年間從未停止對列寧格勒的圍攻，從未真正嘗試脫離德軍的協同體系。既然如此，我們就會讓他們明白，蘇聯對一寸土地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我們要徹底擊敗芬蘭！”
他的聲音提高了一些，但並沒有變成嘶吼，依舊是那種沉穩而有穿透力的語調：“如果芬蘭人還想在戰壕裡繼續待下去，我們會用炮火告訴他們，那些戰壕是深不過防線的，如果他們願意談判，我們會把談判桌擺在他們看得見的地方，但談判桌後面，仍然是我們的大炮。”
瓦列裡微微側首，用左手捏住軍帽邊緣，動作從容而鄭重。
風從跑道那頭灌進停機坪，把他軍服的衣領吹得貼住脖頸。他把帽子重新戴好，向攝影機鏡頭和在場所有工作人員正正式式地敬了一個軍禮。
“現在，登機。”
他轉過身，大步朝運輸機走去。
身後衛兵分兩列跟上的跑步聲，攝影機馬達逐漸停轉的漸弱聲、地勤最後檢查單的提示哨音，這些聲音沿著跑道方向一層一層鋪開。
遠處機庫門口站著一排沒被安排進場的內務部哨兵，他們的軍帽簷壓得很低，直到機艙門關閉。
瓦列裡的身影消失在機艙門口。
艙門關閉，螺旋槳的轉速逐漸升高，引擎的轟鳴聲震得停機坪邊上的幾輛油料車都在微微發抖。運輸機開始滑行，加速，然後平穩地拉起機頭衝入雲層。護航的戰鬥機群緊隨其後，一架接一架地匯入長機兩側，在灰濛濛的天空中拖出一道道細長的尾焰。
瓦列裡離開了莫斯科。
……下午。
莫斯科郊外別墅內一處臨時搭建的通訊室裡，一部德制短波電臺的收報指示燈開始閃爍了。
電臺操作員是個禿頂的中年人，他扣著耳機，在逆光裡靠窗坐著，紙筆端端正正地擱在手邊，手指卻抖得幾乎按不住發報鍵。
他聽見耳機裡傳來那組重複了三遍的熟悉呼號時，後脊背的汗把襯衫浸透了一大片，但面上仍舊平淡如常。
中年人咬牙繼續傳送著頻率，他希望……自己的祖國能夠收到這條訊息。
兩小時後，電波載著這份被標註為最高等級簡短的訊息越過芬蘭灣，穿過卡累利阿地峽上空被炮火攪亂的雲層，落入赫爾辛基郊區一棟灰色大樓的地下室裡。
芬蘭軍事情報部門的值班軍官收到電報後，不敢耽擱，直接拿著抄報紙推開了走廊盡頭那扇厚重的橡木門。
曼納海姆元帥坐在辦公桌後面。
這位年近八旬的芬蘭國防軍最高統帥穿著一件樸素的灰色便裝外套，領口的扣子系得一絲不苟，胸前的勳章只別了一枚最樸素的自由十字勳章，他正在看前一天的部隊傷亡統計，鉛筆還夾在指間。看到值班軍官推門進來時的表情，他放下了鉛筆。
這位老將接過電報抄紙，戴上老花鏡，在臺燈的燈光下逐字逐句地讀了一遍。電報不長，每一句都很平實，沒有任何誇大或渲染。
讀完最後一句話後，他的嘴唇緊閉成一條更細的線。
辦公室裡的落地鍾滴答滴答地走了好幾秒，他把電報放在桌上，用手指輕輕按著紙邊，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他摘下老花鏡，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樑。
窗外，赫爾辛基五月的陽光正好，海鷗在港口上空盤旋，遠處的集市廣場上隱約傳來士兵們的叫喊聲，這位老人筆直地坐在椅子上，看著桌面上那張簡短的電報，輕輕嘆了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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