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把臉往他手心裡貼了貼。
暖氣片輕響了一下，像在慢慢呼吸。
他們又說起小時候的事，說戰爭前最後一個春天，冬妮婭如何在城郊的河邊等他訓練回來，帶了一飯盒包子和幾個煮雞蛋。
她說他那時跑得滿身是汗，還把她的圍巾系歪了。
他說那圍巾後來跟著他去了柏林，一直壓在箱底。
她愣了一下，隨即笑出淚來：“你還留著？”瓦列裡看著她：“留著。和你這個人一樣，走到哪兒都帶著。”
她伏下身子，把額頭抵在他額前，不說話了。
夜很深，他們誰都沒再動，像要在這間重新亮起燈的小屋裡，把往後所有的好日子都提前溫習一遍。
同一時間。
貝利亞的辦公室在深夜十二點依然亮著燈。
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內務部的這棟樓向來睡得比誰都晚。
檯燈的綠色光暈籠著半張辦公桌，桌上堆著十幾份剛審完的報告，還有半杯已經涼透的濃茶。貝利亞摘下眼鏡，揉著眉心緩了會兒，剛想叫人再續壺熱水，辦公室的門就被敲響了。
進來的不是勤務員，是出版審查局的副局長，懷裡抱著一個用灰布包得嚴嚴實實的紙包，神色裡帶著點神秘，又有點掩不住的高興。
“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有樣東西您一定感興趣。”副局長把紙包輕手輕腳放到辦公桌一角，解開灰布，裡面是一本還未正式發售的樣書。
深藍色封面上燙著一行銀字，燈光一照，字就亮起來。貝利亞重新戴上眼鏡，湊近看了一眼書名，忽然“哦”了一聲，又把書往燈下挪了挪。
“《如果沒有瓦列裡同志》。”他念出這行字，嘴角極輕地抽了一下，像笑又像琢磨，抬頭看副局長:“這名字取得有意思。誰寫的？”
“米哈依爾·肖洛霍夫，之前通俗歷史讀物裡很叫座的作家，他戰前就寫過《靜靜的頓河》，銷得不錯，這本是他花了兩年年寫出來的，後天就要正式發售。
“我們審讀後覺得內容沒有正治問題，反倒寫得相當正面。想著您會感興趣，就拿了一本樣書先給您過目。”副局長解釋得很清楚，說完就不再出聲，只安靜地站著，等貝利亞反應。
貝利亞摸摸下巴，把書翻開。
扉頁上印著作者題記：獻給那些讓歷史避免走向更壞結局的人。
他掀到目錄，第一篇標題就叫《被改變的二戰》。
他翻過去，讀了開頭的兩頁。
文章寫1941年夏天，納粹德國的機械化叢集像黑色潮水般湧入蘇聯邊境，蘇軍西方面軍群在倉促中節節潰退，jf方向的西南方面軍群也陷入被合圍的危險。
通訊中斷，指揮失靈，補給線被切斷，潰散的部隊成建制地丟失陣地，德國裝甲叢集像刀子一樣往縱深切進去，前線的報告一封比一封驚心動魄。
貝利亞讀著讀著，手指在紙頁上頓了一下，像被某些字句拽了一下，然後端起那杯涼茶，抿了一口，發現已經苦得發澀，皺了皺眉，卻還是嚥了下去。
他接著往下看。
文章寫到局勢最危急時，基爾波諾斯和瓦列裡在jf會合，頂著大本營要求死守的壓力，聯手策劃了紅星行動。
那是一場極其冒險的大規模轉移，工兵在兩晝夜內架起二十餘條浮橋，炮兵部隊分波次穿插掩護，幾十萬部隊沿秘密路線撤出包圍圈，丟棄了重灌備，卻保住了最珍貴的三十萬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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