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下午，在省紀委的談話室裡，賀振國把藏在書櫃裡的隨身碟交給了周培文，同時交上的還有一份四十多頁的自述材料。
U盤裡的資料和“泰山名錄”完全吻合，並且補充了名錄中缺失的關鍵環節——那些加密數字簡訊的傳送記錄，為追蹤“太Y”在境外的具體藏匿地點提供了全新的線索。
林鶴年交代了“太Y”的資金鍊，賀振國交代了“太嶽”的資訊鏈，兩條鏈在河嶽這個節點上嚴絲合縫地扣在了一起。
而最讓人震驚的，是賀振國在自述材料末尾寫的一段話。那段話是這樣寫的——
“八年前，我本可以選擇向組織坦白，但我沒有。因為我害怕坦白之後，兒子會成為那些人的報復目標。
現在我終於明白了，真正能保護我兒子的，不是我的沉默，而是把那些人徹底剷除。我用了八年的時間才想通這個道理。八年，太長了。”
周培文看完這段話，把材料放在桌上，摘下眼鏡擦了擦鏡片。談話室裡很安靜，只有日光燈管發出的輕微嗡鳴。
“賀振國，你的交代對我們偵破‘泰山’專案、鎖定‘太Y’起到了關鍵作用。這些事實，組織上會依法依規予以認定。”周培文戴上眼鏡，目光嚴肅而認真，“法律不會因為你動機的不同就改變罪名的定性，但量刑會考慮你的配合態度和自首情節。你有什麼要說的嗎？”
賀振國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很久。然後他抬起頭，說了一句讓在場所有人意外的話：“周書記，我不請求寬大處理。犯了法就該受罰，我懂。我只請求一件事——等這個案子徹底結了，能不能把我兒子調到產業園的專業技術崗上？他學的就是工程測量，他在那裡乾得很好。我想讓他一直幹下去。”
周培文沉默了片刻，鄭重地點了點頭：“這個請求，我會轉告相關部門。”
與此同時，遠在北方的專案組辦公室裡，孫主任正盯著一面巨大的電子螢幕。螢幕上顯示著一幅世界地圖，幾個紅色的光點在東南亞的某片海域上不停閃爍。
林鶴年交代的“太Y”境外藏匿資訊，加上賀振國U盤裡提取的最近一次加密簡訊的傳送基站定位，兩方面的資料交叉比對之後，“太嶽”目前的藏身位置被鎖定在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方。
孫主任拿起紅色座機，撥通了領導辦公室的號碼。電話接通後，他只說了一句話：“找到了。人在境外，但離我們不遠。”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鐘，然後傳來領導沉穩有力的聲音：“啟動紅色通緝程式。通知國際刑警組織。這一次，不給他任何轉移的時間。”
紅色通緝令發出的第四天，東南亞某國的海濱城市陽光灼人。
當地警方在一棟帶私人碼頭的海濱別墅裡找到了目標人物——一個年近七旬、頭髮花白、穿著絲綢睡衣的男人。
他被帶走時，別墅書房裡的碎紙機還在嗡嗡作響，大量的檔案已經化為紙屑，但電腦硬碟和幾個來不及銷燬的資料夾被當場扣押。
國際刑警在別墅的保險櫃裡搜出了十二本不同國家的護照、價值超過兩千萬美元的加密貨幣硬體錢包，以及一份河嶽煤炭系統完整的利益分配圖表——和“泰山名錄”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在這份圖表上，“太嶽”的代號旁邊用鋼筆工工整整地寫著他的真實姓名：韓維民。
訊息傳回國內時是凌晨三點。李東沐被床頭櫃上那部紅色座機的鈴聲驚醒，接起來聽到的是領導本人的聲音，沒有寒暄，開門見山。
“東沐同志，韓維民落網了。人贓俱獲，正在辦理引渡手續。你那邊要做好準備——韓維民被押回國內之後，河嶽煤炭系統二十年的蓋子就徹底揭開了，到時候輿論壓力、社會壓力、甚至可能出現的經濟連鎖反應，你都要有預案。”
李東沐坐在床邊，赤腳踩在冰涼的地板上，沉默了幾秒鐘。窗外的河嶽還在沉睡，遠處礦區的燈火依舊亮著，像永不熄滅的哨兵。
“領導放心，河嶽這邊已經做好了準備。‘陽光煤礦’系統執行穩定，替代產業規劃正在落地，礦工安置方案已經落實到人。韓維民的落網不會動搖河嶽的基本盤，只會讓那些還在觀望的人徹底死心。”
掛了電話後，他再也沒有睡著。妻子翻了個身，迷迷糊糊地問了一句“出什麼事了”。
“好事，那個人抓到了”。
妻子沉默了一會兒，在黑暗中握住了他的手，沒有說話。窗外漸漸亮起來的天光透過窗簾的縫隙滲進臥室，在牆壁上投出一道細長的金線。
上午九點，省委常委會召開緊急擴大會議。李東沐在會上通報了韓維民落網的訊息，會議室裡先是一片寂靜，然後爆發出了一陣長久不息的掌聲。
嶽崑崙拍桌子的手都拍紅了，趙文淵摘下眼鏡反覆地擦著鏡片，褚一驊靠在椅背上仰頭望著天花板，嘴唇在微微翕動，像是在無聲地說什麼。
所有在座的人都知道，這一刻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河嶽的反腐之戰從省內打到了北京，意味著那個在幕後操縱了河嶽煤炭系統長達十一年的人終於被揪了出來，也意味著那些曾經以為韓維民永遠不可能倒臺的人，從今天開始徹底失去了最後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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