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人才改革方案的第一輪徵求意見稿在省直機關內部傳閱。
方案的核心條款很快就在河嶽官場和知識分子圈子裡引起了軒然大波——其中最炸鍋的一條是：打破事業編制身份壁壘，允許省直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專業技術人才保留編制、保留待遇，到南部五市縣鄉兩級基層單位全職工作。
檔案裡的措辭很正式，但翻譯成大白話就是——省城的醫生、教師、工程師，你可以拿著省城的工資，保留省城的編制，去南部貧困縣工作。五年之後，你可以選擇留下來，也可以選擇回省城，而且這段經歷在職稱評定中直接等同於省級課題加分。
“保留編制、保留待遇”這八個字，像是一把鑰匙，插進了人才流動體制最頑固的那把鎖裡。過去多少年，省城的優秀人才不願意去基層，不是因為怕吃苦，而是怕“有去無回”——下去了編制就沒了，再想回省城難如登天。趙文淵的方案直接把這個後顧之憂一刀砍掉了。
方案還配套了另一個重磅條款：設立省級“人才蓄水池”，由省委組織部統一管理，專項用於南部五市緊缺急需人才引進，首批規模為兩千個編制。
兩千個編制是什麼概念？河嶽省直機關一個廳局的行政編制通常也就一兩百人。
兩千個編制相當於一次性拿出十幾個廳局的編制總量，全部砸向南部五市。這在河嶽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事。
訊息傳到柳河，吳志遠正在辦公室裡核算醫院明年的用人計劃。他拿著那份徵求意見稿，反反覆覆看了三遍，然後放下檔案，站起身來走到窗前。
窗外是柳河縣醫院新落成的介入治療中心，大樓外牆的瓷磚在五月的陽光下閃閃發亮。
這棟樓是省裡專項經費建的，裡面的裝置是財政撥款買的，但他心裡最清楚——樓可以蓋，裝置可以買，但能站在手術檯前的人，才是最難找的。而現在，趙文淵的方案讓他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他拿起手機，撥通了方晴的號碼：“方醫生，你看到省裡的人才改革方案了嗎？保留編制、保留待遇，五年一輪——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我們柳河可以拿著省城的編制去招人了！北大醫學院的、協和的、華西的——只要他們願意來，編制不是問題，待遇不是問題！”
電話那頭的方晴正在心內科病房裡查房，她一手拿著手機，一手翻著病歷，聽完吳志遠激動的聲音，嘴角慢慢彎了起來。
“吳院長，您先別激動。方案還在徵求意見，能不能落地、怎麼落地，還有得爭呢。而且您想啊——省城的編制，省城的待遇，下到柳河來，省城那些大醫院能樂意嗎？他們的人被咱們挖走了，他們怎麼辦？”
方晴說得沒錯。方案在省直機關內部傳閱的第三天，反對的聲音就開始浮出水面了。
最先坐不住的是河嶽省人民醫院院長徐兆林。他直接找到了省衛健委主任秦松濤的辦公室，把那份徵求意見稿拍在桌上，臉色鐵青。
“秦主任，這個方案要是真落地，我們省人民醫院還怎麼運轉？我們醫院心內科的骨幹醫生一共就十來個，個個都是頂樑柱。保留編制、保留待遇讓人下去五年——十來個骨幹裡哪怕走兩三個，我們的手術量就得掉一大截。更別說還有後續的連鎖反應——一個人下去了，他的課題誰來接手？他的研究生誰帶？他的門診病人誰來看？這些問題你們考慮過沒有？”
秦松濤坐在辦公桌後面，聽著徐兆林連珠炮似的抱怨，神色不變。他等徐兆林把話全部說完，才不緊不慢地開口。
“老徐，你想過沒有——省人民醫院為什麼骨幹扎堆？是因為你們平臺好、待遇高，但也因為你們年年從基層挖人。柳河、山陽、洛川，這些地方培養一個能獨立做手術的醫生要花多少年？你們一個電話就把人挖走了，基層醫院的感受你想過嗎？”
“這個方案，說到底是把人才流動的方向調個頭——不光基層的人可以往上走，省城的人也要往下走。雙向流動，才叫活水。”
徐兆林張了張嘴，想說“那能一樣嗎”，但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他心裡清楚，秦松濤說的每一個字都站在道理上。但他心裡也清楚另一個事實——省人民醫院的醫生們看到這份方案之後，心內科已經有兩個骨幹私下跟他打聽過柳河的情況了。
不是因為待遇好，而是因為柳河那邊能做的手術種類越來越全，去柳河干五年，積累的基層經驗在將來的職稱評定中是硬通貨。這件事，他攔不住。
與此同時，河州醫大附屬醫院的臨時負責人也找到了省衛健委，表達了幾乎一模一樣的擔憂。附院在韓孝章出事之後元氣大傷，新院長還沒到位，醫院內部人心浮動，這個時候再鼓勵骨幹醫生下基層，等於是雪上加霜。
秦松濤的回應比對待徐兆林時更加直接：“附院的問題，根子就在韓孝章身上。這麼多年他把附院經營成了獨立王國，人才只進不出，把全省的優質醫療資源都吸到了河州。現在你們覺得雪上加霜，是因為你們習慣了躺在全省的醫療資源上吃飯。從今往後，這個習慣要改。”
教育系統的情況也同樣不太平。河嶽省實驗中學的校長何志鴻雖然當初被林知遠說服，率先參與了柳河一中的託管試點，但當人才改革方案要求省實驗中學每年派出不少於十五名骨幹教師到南部五市輪崗時，他也感到了巨大的壓力。
省實驗中學一共才兩百來個在編教師，每年派出十五個，五年就是七十五個，這意味著學校將近三分之一的骨幹力量要長期在外。何志鴻在教育廳的座談會上直言不諱地提出了自己的顧慮。
林知遠聽完之後沒有反駁，而是反問了他一個問題：“何校長，我問你——你們學校每年有多少骨幹教師被北京上海的學校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