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鎬京又留三年，完成三件大事：
其一，主持編定《周禮》最終版。
三百禮樂官日夜校勘，將吉、兇、軍、賓、嘉五禮細化至三千餘條。
尤重“禮下庶人”：
定“鄉飲酒禮”歲一行，“鄉射禮”春一行，“婚冠喪祭”四禮皆有庶民簡儀。
更創“禮圖”，以彩繪示冠冕、車服、器用之制，使民易曉。
其二，建立“辟雍—諸侯國學—鄉校”三級教化體系。
辟雍為中央學宮，收諸侯質子及天下英才；
諸侯設“國學”，教貴族子弟；
鄉設“校”，教庶民子弟識字、算術、農時。
教材統一為《詩》《書》《禮》《樂》四經，
然允許諸侯國學增補本地內容。
其三，推行“禮器標準化”。
命王室工坊鑄“標準器”：
尺、量、權、衡、圭、璧、琮、璜等，分賜諸侯，令其依樣仿製。
更定“禮器銘文制”：
凡重要禮器，必刻“子子孫孫永寶用”等吉語，及受賜者名、賜者名、年月。
如此，禮器不僅是器物，更是權力譜系的物化憑證。
三年後，周公將攝政之權徹底交還成王，率家眷、屬官、禮樂班子三千人，東赴曲阜。
魯地本商奄故都，殷遺民十居其七。
見周公至，殷民惴惴：
這位平定三監、制禮作樂的“周室第一能臣”，會如何對待他們？
周公首策，出乎所有人意料：祭商先王。
於曲阜郊外設壇，以太牢之禮祭祀商湯、太甲、盤庚、武丁等商代賢王。
祭文由周公親撰，文中盛讚商湯“弔民伐罪”、盤庚“遷都安民”、武丁“中興盛世”，更言：“周雖革商，然商之善政、良禮、英才，當永存於世。
今魯地殷裔，皆湯武子孫，與周人同奉昊天，共守禮樂。”
祭畢，周公命人將祭文刻於銅版，立於市井，任人觀瞻。
殷民大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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