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薨逝，於大貞朝堂而言是國本動搖的驚天大事，於民間市井卻成了拍手稱快的談資。
訊息傳出，街頭巷尾頓時議論紛紛。
率先沸騰的聲浪裡，都說太子是觸犯天條遭了報應——昔日為煉丹求長生，竟敢從閻王爺手中奪壽，分明是活膩了，才惹得老天爺一個不快，提前將他收了去。
緊接著，另一樁說法也不脛而走：太子為煉丹害了無數幼女性命，冤魂怨氣沖天，攪得地府不寧，閻羅王特准她們上來索了太子魂魄。他死那夜暴雨如注，便是枉死幼女泣血的淚。
更有些身著長衫、在茶樓酒肆間高談闊論、狀似通曉朝局之人，將矛頭直指趙王，說這乃是皇子內鬥之果。三皇子有定遠侯支撐，四皇子得魏國公府相助，太子雖有成國公與武安侯兩座靠山，奈何兩家皆明哲保身，太子黨外強中乾，畢竟誰願輔佐一位暴戾兇殘的儲君呢。
議論能精準至此，顯然是有心之人在背後推波助瀾。
短短一日，宮中的訊息便頒告天下，快得異乎尋常。
慶昌帝下詔，將太子之死定性為‘急病暴斃’，全文僅以八字概括——‘儲君薨逝，實出意外！’可謂言簡意賅至極。
這明顯不合禮制。
依照舊例，此類詔書至少需加上“忽遭疾疫，醫藥罔效”或“聞逆賊作亂，驚怒交加，舊疾驟發”等緣由，以安民心。宮中傳出的訊息是——慶昌帝深陷喪子之痛，全然無心斟酌詔書細節，就連以往必定大書特書的太子賢德，此番也隻字未提。
詔書如此反常，足見慶昌帝悲痛之深。
然而，緊隨這道明發天下、旨在安撫民心的詔書之後，發往各部院衙門的指令卻內容詳盡、措辭冷峻。
朝臣們接到的的旨意，是慶昌帝任命梁王為總理喪儀大臣，並以禮部、翰林院官員為輔，協理太子喪葬。同時，又命梁王主理太子遇刺一案，且將其與正月裡的曹如意滅門案併案審理，另遣都指揮僉事掌刑衛司事的傅鳴、左僉都御史許正為副手，美其名曰“三司協查”。
此番安排，朝臣們心下了然，皆已看透陛下心意。
所謂喪儀，梁王不過是塊被高高供起的金字招牌，一應具體事務，自有禮部官員操持，連祭文也由翰林院代筆。
至於追查真兇，更是鏡花水月。
曹如意一案拖延至今，真相未明，效用卻已達成——便是將太子牢牢釘死在“妖丹案”的恥辱柱上，縱使他死了，民間仍視其為煉製妖丹、天理難容的昏聵之人。
這一番轟轟烈烈的操作，看似聲勢浩大，實則雷聲大、雨點小，終將了無痕跡，悄無聲息地收場。
接下來的舉措，意圖更為明顯。太子的葬儀雖規制崇高，過程卻大為縮短，處處透著倉促。慶昌帝下旨，京師輟朝五日，天下官員齋宿二十七日，宗室命婦依制哭臨。
這“五日之期”掐得極準，恰是禮法允許的最短時限。要知道先帝時太子薨逝，輟朝長達二十七日，哀榮備至，幾乎與帝王同禮。
兩相對比，高下立判。
更耐人尋味的是諡號——按例，此等鄭重之事本應由禮部草擬、君臣共議，此番慶昌帝卻乾綱獨斷，親自欽定了“懷昭太子”之號。
“懷昭”二字，看似褒揚，細品之下，卻更似一種明晃晃的貶斥。太子生前之行，與“明德有功、容儀恭美”的“昭”字何曾有半分關聯？這看似哀榮的諡號，反倒成了一種無聲的諷刺。慶昌帝這般欽定，與其說是痛惜，不若說是透著骨子裡的厭棄與敷衍。
最令人費解的，莫過於棺槨與陵寢的安排。
依制應有的金絲楠木梓宮，被慶昌帝一句“務從儉約、俯順祖訓”降為了沉香木棺；陵寢則更為倉促，竟是限期三月修繕前朝廢太子的舊陵。明面上是體恤民力、秉持仁孝，實則無一不是在貶損喪儀的規格。
朝臣們對此自是心領神會。
陛下對太子之死的態度絕非哀痛，而是急不可耐地要抹去其存在。一個無功無德的太子就此“儉葬”了事，倒也省卻了大家的麻煩，眾臣樂見其成，自是無人願意深究。
可皇后對此，萬萬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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