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司機說得輕描淡寫，幾句話便輕飄飄道盡了一個頂尖工程師的命運轉折。
在當時，這可不是瓦列裡一個人的遭遇，而是當年整個聯盟科研界揮之不去的通病。
那位熱衷於推廣玉米種植的人執政後期，外行指導內行早已從農業蔓延到了各個科研領域，行政權力粗暴干預技術路線，本該靠資料說話的工程問題，屢屢被上升為立場問題。
生物領域裡，李森科靠著政治支援推行偽科學理論，將正統遺傳學打成“資產階級偽科學”，上千名生物學家被撤職、流放，實驗室被關停，整個學科倒退數十年。
軍工領域更是重災區，蘇穗宗篤信“導彈萬能論”，強行砍掉大量傳統裝備研發專案，連遠端預警雷達、反導系統這類戰略工程，也任由行政官員隨意修改指標。
為了迎合“快速出成果”的政治要求，壓縮測試周期、削減安全冗餘、強行提升功率都是家常便飯，但凡有負責人敢站出來反對，輕則專案被砍、經費被停，重則扣上帽子撤職下放。
瓦列裡便是栽在了這裡。
他堅持巨型雷達必須保留完整的雙迴圈冷卻系統，不肯為了政績犧牲安全性，最終觸怒了莫斯科來的專員，落得個發配西伯利亞的下場。
當然，比起蘇慈祖時期的大清洗，此刻的境況終究還是好了一些。
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NKVD對技術專家動輒逮捕、處決，僅軍工領域就有近萬名工程師因“破壞生產”“間諜罪”被槍斃，科研人員朝不保夕，早上出門上班，晚上能不能回家全憑運氣。
到了蘇穗宗時期，意識形態的審查依舊嚴苛，派系鬥爭也從未停止，但單純的技術路線分歧，大多不會直接判死刑，頂多是撤職、下放、送勞改營，好歹能留一條命。
說是留命，可暴雪天扔在敞漏的煤水車裡，不給吃不給穿，跟慢慢凍死有什麼區別？
不過是換了個體麵點的死法罷了，不直接開槍，不代表不殺人。
木蘭站在旁邊想著，心裡忍不住冷笑。
但也正因瓦列裡只是“路線不合”的技術犯，不是定了死罪的政治犯，木蘭才有可能把人從這灘渾水裡撈出來。
真要是蘇慈祖時期那種欽定的死刑犯，就算有十個“高官親眷”的身份貼在腦門上，木蘭也不敢輕易伸手。
火車司機磕磕絆絆地把瓦列裡的身份說完，排程室裡安靜了那麼一瞬。連留聲機裡的唱片都恰好在這時轉到了盡頭，唱針在空白的尾槽上沙沙地摩擦著。
吱……吱……吱……
單調的噪音在酒精和雪茄煙霧混合的空氣裡來回彈跳，像是在給這場談話畫上一個尷尬的逗號。
下一秒，一隻還盛著半缸紅色酒液的搪瓷缸狠狠掃過去，直接把那臺老留聲機撞翻在地。
從轉盤上飛出去，磕在桌角又彈到地面，裂成了兩半。
軍官收回手，罵罵咧咧地嘟囔了一句髒話，揉了揉突突直跳的太陽穴。
毛子軍官有點煩。
他煩的不是那個叫瓦列裡的傢伙快凍死了——一個被撤職查辦的技術犯，死在煤車裡和死在勞改營裡，對他這種邊境小站的軍官來說沒什麼區別。
大不了回頭報個“暴風雪意外身亡”，內務部也不會深究。
他煩的是那位站在排程室正中央、正拿一雙看不出喜怒的眼睛盯著他的女人。
大人物身邊隨從找上門來，到底是幾個意思？
是要我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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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