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肩膀往下，空蕩蕩的，繃帶纏得厚厚的，底下隱隱約約傳來一陣陣的鈍痛，像有什麼東西在裡面悶悶地燒。他的左手手背上扎著留置針，透明的塑膠管連著頭頂的輸液瓶，葡萄糖和抗生素正一滴一滴地流進他的血管。
留置室很小，大概五六平米，一張床，一個馬桶，一扇門。門上有觀察窗，玻璃是磨砂的，影影綽綽能看到走廊裡的燈光。
月見沒有動。
他就那樣躺著，看著那盞燈，看了很久。
他想起小時候，他爸帶他去釣魚。那是在老家的河邊，夏天的傍晚，蚊子很多，他爸在他胳膊上塗了花露水，味道很衝。他們坐了很久，一條魚都沒釣上來，天黑了，他爸說“走吧”。他不想走，還想再等一會兒。他爸說“等也沒用”，收了竿，牽著他的手往回走。他記得他爸的手很粗糙，指節很粗，掌心裡有老繭。那隻手攥著他的手，不算緊，也不算松，剛好不會讓他掙脫也不會讓他不舒服。
那是他最後一次牽他爸的手。
後來他爸就病了。
再後來就沒有了。
月見不知道為什麼會想起這件事。也許是因為他想牽什麼人的手。也許是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被誰牽過了。也許什麼都沒有。
他又閉上了眼睛。
走廊裡傳來腳步聲，由遠及近，在留置室門口停下來。鑰匙碰撞的金屬聲，鎖孔轉動的聲音，門開了。
“月見。”一個男人的聲音。
月見睜開眼。站在門口的是個穿制服的警察，四十來歲，國字臉，眉毛很濃，表情嚴肅但不兇。
“有人來看你了。”
月見愣了一下。有人來看他？誰？他在這個城市還有認識的人嗎？他在公司上了十年班，認識的同事不下上百個，但他說不出一個能在深夜來派出所探望他的人。他離了婚，不，他妻子死了，岳父岳母恨他入骨。他的父母也早已撒手人寰。
那個穿制服的警察側身讓開，一個人走了進來。
陳科。
他穿著一件深色的夾克，領口豎著，手裡拎著一個公文包。頭髮不像平時那樣整齊，幾縷髮絲垂在額前，像是趕路趕急了被風吹亂的。他看到月見的瞬間，目光在他空蕩蕩的右肩停留了零點幾秒，然後移開，臉上沒有任何多餘的表情。
“坐。”月見說。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鐵。他發現自己連說一個字都費勁，喉嚨裡像塞了團棉花。
陳科在他床對面的椅子上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腳邊，雙手放在膝蓋上。
留置室的燈管又嗡嗡地響了幾聲，然後安靜了。
“會長讓我來的。”陳科開口了，聲音不大，但很穩，像一塊石頭放在地上，不動了“他說，你的事，協會不會不管。你的胳膊我也帶過來了，還能接上。”
月見看著他，沒有說話。不是因為不想說，是因為他真的沒力氣說話。
他不知道自己現在看起來是什麼樣子，大概很狼狽。
“但你得先活著。”陳科說“活著才能處理後面的事。”
月見低下頭，看著自己的左手。手背上扎著留置針，膠布貼了好幾層。他看了幾秒，然後抬起頭。
“我殺人了。”他說。聲音還是沙啞的，但他盡力把每個字說清楚“四個人。他們犯了錯，但不應該由我來判。”
陳科看著他，沒有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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