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經濟像被誰抽走了脊樑骨，到處都在塌。工廠倒閉，樓價跳水，街上游蕩著穿西裝找工作的人，報紙頭條天天是“某某公司裁員百分之三十”。電影行業卻詭異地熱鬧起來——大概是日子太難過了，人們需要躲進黑暗的影院裡，做兩個小時的夢。
索蒙就是那個造夢的人。
二十二歲，剛從電影學院畢業，瘦高個，頭髮長得能扎小辮子，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軍綠色夾克，口袋裡永遠揣著一包皺巴巴的紅塔山。
如果說後來的索蒙是一把被磨去所有稜角、封進標準尺寸鞘裡的刀，那二十二歲的索蒙就是一塊剛從爐子裡夾出來的鐵坯，滾燙，通紅，濺著火星，誰碰誰燙手。
他的畢業作品《雨停了》在當年的獨立影展上拿了獎。
不是那種正經八百的大獎，是一個叫“新視線”的邊角料獎項，但獎金有二十萬。他用這二十萬，加上跟姐姐索菲東拼西湊借來的十萬，拍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電影——《夜奔》。
成本三十萬，上映兩週，票房一千二百萬。
整個行業都在議論這個名字。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用三十萬搏了一千二百萬，回報率四十倍。
投資人踏破門檻，劇本像雪片一樣飛來。索蒙挑了很久，最後選中了一個叫《盲魚》的本子——講一個盲人按摩師和一條會說話的魚的故事，荒誕，冷峻，帶著點黑色幽默。投資方不太滿意，覺得太文藝，要求改劇本。
索蒙不肯，僵持了兩個月，最後投資方妥協了——因為索蒙說，如果不拍《盲魚》，他就去拍廣告，再也不碰電影。
《盲魚》成本八十萬，上映三週，票房三千七百萬。
兩部低成本電影，讓索蒙在二十五歲之前，成了一個有錢人。
他給姐姐買了一棟小樓和車，剩下的錢存進銀行，數字後面的零多得他懶得數。
那時候的索蒙，和後來那個在協會里被叫做“機器”的男人，簡直像是兩個不同物種。
他抽菸，想抽就抽，一根接一根，菸灰彈得到處都是，有時候燒到濾嘴了還叼著，燙了嘴唇才“嘶”一聲扔開。
他喝酒，喝得很兇，紅的白的啤的來者不拒，喝醉了會拉著索菲說胡話，說他要拍一部電影，讓全世界的人都記住他的名字。
他熬夜，不是為了工作，而是因為睡不著。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腦子裡全是畫面——鏡頭的運動，光線的角度，演員的表情。他會突然從床上彈起來，摸黑找筆，在床頭櫃的便籤紙上胡亂畫分鏡，第二天早上發現那些鬼畫符連自己都看不懂。
他不守規矩。
二十二歲的索蒙覺得規矩是用來打破的。
電影學院的老師說他鏡頭語言太野，他拍了一部更野的畢業作品堵住所有人的嘴。
投資方說《盲魚》的結局太悲觀，觀眾不會喜歡，他剪了一個更悲觀的導演剪輯版送去電影節。
稽核部門說他的電影裡有“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內容，他二話不說，把那一整段刪了，然後在新片釋出會上笑著對記者說：“刪掉的部分，我會放在DVD花絮裡。”
他不怕。
年輕人什麼都不怕。
那年春天。索蒙的第二部電影《盲魚》還在院線掛著，票房已經破了四千萬，對於一部成本不到一百萬的藝術片來說，這簡直是奇蹟。
投資人鳳老闆請他在一家高檔餐廳吃飯，飯桌上除了鳳老闆，還有幾個穿西裝的中年人，名片掏出來，不是影視公司的副總裁，就是投資基金的合夥人。
“小索，這次叫你來，是想跟你談個大的。”鳳老闆五十多歲，肚子圓得像塞了個籃球，笑起來眼睛眯成一條縫，像尊彌勒佛。他從公文包裡掏出一沓厚厚的檔案，推過桌面“這個本子，你看看。”
索蒙接過來。封面印著兩個字：精衛。字型是燙金的，在餐廳暖黃色的燈光下閃著細碎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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